“一窝蜂”建金融中心背后的发展逻辑（2）

金融之路说易行难

“地方政府为配合上海发展在省内建一些中心，这与真正的金融中心其实是两个概念。”潘英丽并不赞同“1省3中心”的创举，因为，按照国际上的一般标准，区域性金融中心的辐射面必须跨越多省，仅覆盖几个县或者几个地级市“远远不够”。

长期关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聂日明亦不看好浙江的选择。“如果上海可以成为一个全国性甚至国际性的金融中心，那么，浙江、江苏等省市将是上海提供金融服务的对象，这等于宣告它们将无法成为金融中心。”

从全球的金融中心模式来看，中国的交易成本普遍较高，欲成为金融中心的城市只能走凭借腹地优势这条道路。聂日明表示，“换言之，中国经济有几个点，那么，它就能支撑起几个区域性金融中心。”

聂日明认为，以海权的思路考量，京津唐、长三角及珠三角是3个经济块，北京、上海、深圳可能成为3个中心；而从陆权的角度，如果中国与东西亚形成以铁路、石油为纽带的强劲的经济互动，西部也可能出现金融中心，比如，新疆的乌鲁木齐和广西的南宁。

而在潘英丽教授看来，目前，京、沪、深其实已是区域性金融中心，北京是监管部门、一行三会所在地，上海拥有主板市场，深圳则致力于中小板和创业板，三者分工不同，功能互补。而重庆、西安可以逐步培育成区域性金融中心，但两地需要根据中部经济的内部需求发展一些金融业态。

正因如此，“杭、温、甬只能发挥上海金融中心的辅助、配套功能，比如，提供住房、休闲娱乐。当然，法律、精算、会计等金融中介机构也可能在这些城市设立分部，但这些只是上海金融中心的一种派出模式，而杭、温、甬本身不具有资金融通的功能。”聂日明说。

不过浙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王鲁志认为，中国当代金融的发展有3大机遇：一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证券交易所的建设，这一机会被上海、深圳占据；第二次则是90年代初期成立商品期货交易所。1994年初，全国各地具有期货交易性质的交易所从10家发展至50余家，后经整顿，缩减至15家，再经二度整顿，合并为上海、大连和郑州三家。

过去两次，宁波市乃至整个浙江省都没能搭上“金融快车”。而目前的现货仓单交易则是又一次机遇。但“借机做大”并不容易，“如果浙江再建一个大宗商品期货交易所，郑州、大连肯定反对，上海也不会同意，而若是针对铁矿石、农产品的现货交易所，浙江的优势明摆着不在这里。”多位受访学者如此质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