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归推美式议事规则 农民开会不再迷信领导（3）

弃权不一定是不负责任，但我内心明明反对，却说我弃权，这就是一种不负责任

4月25日的新书研讨会上，NGO人士梁晓燕回忆起，曾经有100多家公益组织走到一起，要组成一个自律联盟。创立那天，80多家组织的代表聚在一起讨论章程，而袁天鹏正是那次会议的主持人。

会议中的分歧巨大，谁也没有退让的意思，“整个会场一片混乱”。梁晓燕甚至一度紧张地认为，“这件事情简直要瘫痪了”。但袁天鹏不断地重申议事规则，不断把与规则不相符的行为打断，不断受到部分参会者的抗议，也不断受到另一部分人的支持。会议内容最终在9个小时后被全部讨论完，结束那一刻，所有人都热烈地鼓掌。

4年前，当准备出发去南塘时，袁天鹏充满信心。他从未在农村生活过，本以为带些“摸爬滚打的衣服”就够了。睡在南塘的第一晚，蛾子、蚊子“砰砰砰”地飞来撞去，他连袜子都不敢脱。白天，他想来一瓶“冰镇可乐”，却被告知，这里可乐不多，冰镇的就更甭想了。“没有冰镇可乐，也没有空调，这日子可怎么过啊！”他不由得哀叹。

进了村，杨云标成了助教，将袁天鹏的理论翻译成“乡亲们能听懂的语言”。

培训初始，杨云标设计了一出反映会议场景的小品，几个外地志愿者充当演员。有人戴上了解放帽，有人套上了旧军装，饰演主持人的那位还在耳朵上夹了支圆珠笔。

该次会议主要讨论村里要不要引进秸秆项目。还没议上几句正题，戴着解放帽的就把话茬拉走了，“秸秆是个好东西，还能养牛，我刚办了个养牛场。”穿旧军装的撇着嘴摇了摇头：“养奶牛都赔本了，现在奶粉里出现了什么三聚氰胺。”讨论热火朝天，可他们早就忘了“秸秆项目”的主题，话题甚至延伸到最近“四川橘子生虫”。

这还不算完，几个人的发言又臭又长，如果被别人打断，就会拍着桌子喊，“我再说两句”。他们从技术问题争到“别人媳妇儿”的问题，越说越激动，互相指着鼻子大骂，最后干脆推搡着肩膀要打架。

围在旁边的大妈看得笑弯了腰，大爷脸上的褶皱也笑得更深了。要不是杨云标提醒，他们完全没想起这只不过是自己开会的“情景再现”。

在袁、杨等人的引导下，乡亲们分组讨论，很快就为低质量会议找到了一些解决方法：限制发言次数、发言人不要跑题、举手发言……

这还算是基本问题，当讨论到“弃权”时，乡亲们又闹不懂了。

袁天鹏先举了个例子：9人开会，4个赞成，3个反对，还有两个弃权，这事通过没有？按正常的议事规则说，赞成票多于反对票，理应通过。可有人质疑，9个人里4个赞成，5个反对，“该算没通过”。

很多人觉得，这么说也有道理，“如果他赞成，就不弃权了”。一位大姐站起来，设身处地地想了想，要是碰上件自己不打算同意的事，“我不同意，但我也不说我不同意，我就不说话！”

这正是杨云标让袁天鹏着重讲弃权票的原因。因为在他主持的会议里，他总会遇到这样的尴尬：赞成的请举手，没人举手；反对的请举手，还是没人举手。“让他赞成，他不想；让他反对，他不敢。”杨云标觉得又好气又好笑，这就是农村的“老好人”们。

袁天鹏最后说：“弃权不一定是不负责任，但我内心明明反对，却说我弃权，这就是一种不负责任！”

民主和法治一定需要民众的素质，但这个素质是任何素质的人都可以培养的

距离罗伯特议事规则下乡，已经过去了整整4年。袁天鹏、寇延丁、杨云标从复杂的规则出发，用最精简的语句写出了“南塘十三条”，学名《兴农合作社开会制度》。

乡亲们制作了一张漂亮的纸板，将“南塘十三条”贴在上面。不远处的墙上，贴着“八荣八耻”。

但杨云标说，乡亲们很少会专门站在那里仔细地阅读一下“十三条”。甚至其中的很多规定，如今都在会议中慢慢消失了。

合作社理事会的会议里，杨云标仍旧担任主持人，但他既参与辩论，也参与表决。可谁也不“迷信这个领导”。如果普通理事不发言，那才会被看做“不正常”。

之前，合作社决定买一辆面包车。这么大一笔四五万元的投入可马虎不得，理事们个个较真儿。参会者抛出五花八门的问题：谁来管车？谁来开车？给不给司机工资？司机把车开到家里，公车私用怎么办？一位老人更是连杨云标没想到的“危险”都摆了出来：要是看车人丢了车，损失由看车人承担，还是合作社承担？

大家自动按照议事规则辩论，每人发言两分钟，共计两轮。最终得出一个与最初的“动议”完全不同的方案：一位正打算买车的社员可以享受合作社的无息贷款，条件是在还清贷款前要免费借合作社使用。

公共管理的一大难题就此解决。规则有用就行。谁会去想，这几经修改的方案在“萝卜规则”里的学名是“修正案”？

“议事规则并不是从技术上让我们获得了什么，而是给了我们对平等和民主的意识、观念。”杨云标如今这样认为。

有网站评选“公民阅读4月好书”，《可操作的民主》排名首位。微博里有人评论称，这本书就是“民主素质论”最有力的反证。因为它证明了，中国最普通的农民也可以掌握复杂的议事规则，他们不再满足于鼓掌通过或直接投票——没有讨论不能投票，直接投票违反议事规则的精髓，相当于多数人的暴政——他们希望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

但当袁天鹏被问起，他怎么看待“民主素质论”时，这位规则专家的回答却有点让人意外。“民主和法治一定需要民众的素质。”他毫不犹豫地说，“但这个素质是任何素质的人都可以培养的。”

与很多人一样，他曾经也认为，民主的生活就意味着“尊重我自己的权利”。

“人们知道民主的生活方式还包括尊重别人的权利吗？”他反问。

刚到美国的时候，他兴奋地买了汽车，准备痛快地兜风。可刚上路就发现，这里有太多规则需要遵守。超速自然要吃罚单；灯火通明的夜晚忘记开大灯，也要被罚款；有的十字路口没有红绿灯，就在各个方向都贴一张“停止标志”，每辆车在这里都得停一下，看到没车才可以继续行进。

“半夜3点钟，路上一辆车都没有，我也得停。”结果，尽管夜深人静，却“连兜风都兜不动”。

当从马路回到会场，“尊重他人的权利”就意味着必须在各种不同主张的人中寻求平衡，因为 “你不能说了算”。

最近也最有戏剧性的例子是，《可操作的民主》新书研讨会上，主持人刘苏里对两位发言教授的观点“都有意见”，但为了遵守主持人的中立，他得把意见闷在心里，“我现在不能说”。壹基金秘书长杨鹏屡次举手示意，但发言请求也被驳回，“说好按顺序来，对不起”。发言时间更被严格控制，就连会议的3位主角平均也没说到5分钟。

“有几个人知道，民主的生活方式其实是不爽的？”袁天鹏问。他认为，议事规则可以提供一个机会，让人们去理解如何尊重他人的权利。

刘苏里后来在谈到这本书时认为，议事规则就是培养公民、民主意识的一个切入点，“很多会议的召开无非是为了保证程序的合法性。每个人都知道那是‘皇帝的新衣’，但每个人还是都要去‘裸’。可罗伯特议事规则自然会挑战这些潜规则，它是一种工具，我们通过使用它而培育一种意识。”

“如果你要割肉，这是一把快刀。”刘苏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