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军两次到延安

第一次是在1938年3月，他单身跋涉到延安，目的是想跟随八路军到五台山去打游击，但因前方有战事，道路阻隔，无法通过而回到国统区。第二次是在1940年6月，他带着妻儿，通过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安排进入延安，是到这里来工作的。

恩怨

延安，是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吸引了无数的革命青年和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有许多就来自上海。十里洋场上的亭子间与西北高原的革命根据地，完全是两个世界。但是，上海文坛上的恩恩怨怨，还是带到这里来了。“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论争的余波似乎还未了。

延安有一所以鲁迅命名的学校，叫鲁迅艺术文学院，简称“鲁艺”。院长却是被鲁迅斥之为“元帅”、“工头”的周扬。他是“国防文学”派的首领。所以，与萧军同来的“国防文学”派的舒群，马上被请到鲁艺文学系去任教。而为鲁迅所喜爱的学生萧军，却被排斥在外。

那时，还有一些作家，如丁玲等人，也与周扬不合。他们另有一个组织，叫做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简称“文协”——到1941年7月，“文协”的绝大多数作家又成立了“文抗”分会，隶属于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会。丁玲将萧军一家三口接到“文协”定居，萧军成为“文协”的专业作家。萧军在这里除了继续写他的长篇小说《第三代》和话剧剧本《恩仇》外，还从事许多文化活动。当时“文协”组织有“文艺月会”，又创办了《文艺月报》，萧军是它的编辑。

1941年6月17、18、19三日，周扬在《解放日报》上连载了一篇长文《文学与生活漫谈》。“文协”的艾青、罗烽、白朗、萧军等人对他的论点很有意见，大家讨论之后，由萧军执笔，写成一篇《〈文学与生活漫谈〉读后》，寄给《解放日报》，却被退了回来。

为什么《解放日报》能连载周扬的文章，却不准别人提出不同意见呢？所以到7月下旬，萧军就决定要离开延安，回重庆去。

萧军上次到延安时，毛泽东曾特地约见过他。这次要离开延安，他觉得应该向毛泽东辞行。毛泽东听说他要离开延安，问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萧军是个直肠子，直言不讳地谈了某些人的宗派主义和行帮作风。毛泽东这次谈话，大概是以抚慰、挽留为主，肯定了萧军的批评。但在接着的通信中，同时也对萧军提出了批评。这可见于8月2日的信：

萧军同志：

两次来示都阅悉，要的书已附上。我因过去同你少接触，缺乏了解，有些意见想同你说，又怕交浅言深，无益于你，反引起隔阂，故没有即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我同你谈得来，故提议如上。如得你同意，愿同你再细谈一回。敬问

近好！

毛泽东 八月二日

在与毛泽东的来往中，萧军当然要将《解放日报》压制他们批评周扬的事说了。毛泽东还特地要了《解放日报》所登周扬的文章看了，看过之后，对萧军说：“《解放日报》不给登，你不是自己办了一份《文艺月报》吗，你可以登在《文艺月报》上啊。”经这一提醒，萧军他们就将这篇《〈文学与生活漫谈〉读后》登在《文艺月报》第八期上。

“野马”

萧军觉得延安文艺界的情况很混乱，就问毛泽东：“共产党有文艺政策吗？”毛泽东说：“哪有什么文艺政策，现在忙着打仗、种小米，还顾不上哪！”萧军认为共产党应该制定一个文艺政策，使延安和各根据地的文艺工作有所依据，以免各个领导自行其是——他大概是深感宗派主义的危害，才提出这个意见的。毛泽东觉得他这个建议很好，要萧军别走了，帮他收集一下文艺界各方面的情况和意见。萧军答应下来，很认真地帮毛泽东做这项工作。

这段时期，萧军与毛泽东合作得很好。有一次，毛泽东忽然对萧军说：“萧军同志，你改改行好吗？”萧军问：“改什么行？”毛泽东说：“入党，当官！”萧军赶快说：“哦，不行，不行。斯大林说过‘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入党，我不是那材料，当官，我不是那坯子。我这个人自由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太重，就像一匹野马，受不了缰绳的约束，到时候连我自己也管不住自己，我还是在党外跑跑吧。谢谢你这么看得起我。”毛泽东说：“你什么时候想通了，什么时候提出来，我们欢迎你。”

可以说，萧军是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促成者，也是参与筹备者。

1942年5月2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开第一次会议。

毛泽东讲过引言之后，展开自由讨论。一开始有点冷场，别人就怂恿萧军先发言，说你是学炮兵的，你应该先开炮。萧军就站起来第一个发言。他滔滔不绝，讲了很多，其中说到，作家要有“自由”，作家是“独立”的，并举鲁迅为例。

萧军的发言，马上受到了胡乔木的反驳。胡乔木说，文艺界需要组织，鲁迅当年没有受到领导，是不足，而不是他的光荣。

对于胡乔木的发言，毛泽东很高兴，开完会，毛泽东还请胡乔木到他家吃饭，说是庆祝开展了斗争。胡乔木把这个细节记载在他的回忆录《回忆毛泽东》里，当然是为了显示他的正确。的确，胡乔木是最早领会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人，最后毛泽东让他整理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到这时，萧军才感到，毛泽东对他并不了解。延安文艺座谈会是5月23日结束的，他在5月25日的日记中写道：“毛泽东对于我这人只知道是‘好人’，豪爽、忠诚、坦白、有力，其余是不会知道了，因为他没有读过我的‘创作’，就不会懂得一个人的灵魂……”

有一点是清楚的：萧军要求共产党制定文艺政策，而共产党所制定出来的文艺政策，却与他的要求相反，与他所理解的鲁迅精神不符。萧军也清楚地看到，在文艺座谈会之后，许多作家都觉今是而昨非，有些人还对自己痛加检讨，大伙儿都竞相奔上这条新的文艺道路。而萧军却不肯从众。他在6月3日的日记中表示：“我是要走自己独特的道路的，但我也并不忽略我身边客观道路底存在。”

这条独特的道路，他后来有过解释：“不入党，不做官，这是我的决定，但要站在比较自由的地位，监督革命前进——这是我的责任。”（1943年7月13日日记）

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萧军要走独立自由的路，注定要碰得头破血流。他日后的命运也就由此决定。 摘自《书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