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军成延安文艺座谈会焦点 遭朱德胡乔木批判（2）

欧阳发言颇紧张主席微笑又点头

接着，是八路军一二○师“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尊发言。他是中国现代戏剧运动前辈欧阳予倩之嗣子，上次会议没有发言，当时既感到有很多话要说，又感到自己懂得太少，水平太低，在这么多中央负责同志和文化名人面前，没有勇气发言。

开完会回到自己住的窑洞，他心里久久不能平静。经过几天的思考，终于鼓起了勇气，他把自己想到的一些意见写了出来，寄给了毛泽东。没几天，他接到毛泽东的回信，正文只有一句话七个字：“你的意见是对的。”这给了他极大的鼓励，于是，这次会议就大胆地举手发言了。

他发言介绍前线战士和敌后老百姓对于文艺工作的要求是很多的，他们要你唱歌，要你演戏，要你画漫画，要你写文章，并且还要求你教会他们干这些。不能说你是一个作家就拒绝给他们唱歌，也不能说你是一个演员就不给他们布置‘救亡室’（即俱乐部）。他们需要什么，你就应该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毫无保留地献出来，正像鲁迅说的‘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甚至发两分光。初看起来似乎你付出的很多，但事实上，你从他们身上受到的、学习到的却更多。所以他提出，前线的战士和老百姓很需要文艺工作。这样多文艺干部留在后方干什么？大家都上前线去吧，我举双手欢迎！

欧阳山尊长期在前线工作，发言中他还说：有一些人在部队里搞文艺工作不安心，感到到头来也只是个排级干部。我认为把注意力集中到当哪一级干部的问题上，是趣味不高的。鲁迅和高尔基又是哪一级干部呢？要注意的倒是如何满足群众的要求，如何把工作做好的问题。他说话当中感到很紧张，也很激动，虽然事先做了充分的准备，但发言之后还是发现自己手上都出了汗。

不过，毛泽东对欧阳山尊的发言频频点头微笑，显然感到很满意。

吴奚如讲话丧立场 朱老总厉色作批评

第二次会议上引起争论的焦点人物，仍然是萧军。他继上次会议发言大走调后，又尖锐地指出：你们共产党现在又开文艺座谈会，又在整风，你们现在整“三风”，将来总有一天会整“六风”。

对于这种具有挑衅性的话，还是胡乔木针锋相对。他这次更侃侃而谈：我们党提出整风是因为我们坚信自己的事业的正确性，所以才能够进行这种严格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这样做并不是从现在提出整风才开始，而是从建党的那一天起就这样做的。我们欢迎各种善意的批评，但也不惧怕任何恶意的中伤和歪曲。

这次讨论会开得非常活跃，笑声、掌声、争论声不断。有人提出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人类之爱；有人认为人性是文艺的永恒主题；有人说还是杂文时代，需要鲁迅笔法；有人提出文艺和政治都是为人民大众谋福利，为大多数劳苦的人民而奋斗，彼此殊途同归；有人说学习马列主义辩证法，老是觉得影响创作情绪……

第二次会议上，周扬有个发言，明确维护毛泽东的观点。而吴奚如的发言，却受到朱德的点名批评。吴奚如认为，搞文学的都要有个立场，现在不是抗日吗？能不能提出党员和非党员作家都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中共党员不必要时刻都将自己的无产阶级立场和党的立场挂在门面上，这样会不会更利于统一战线？我们最大的敌人是日本侵略者，我们革命文学的立场应当是一切有利于抗日。国共摩擦，同室操戈，只能是让亲者痛，仇者快。

他刚从“皖南事变”的流血冲突中历经艰险，突围逃难，回到延安，现在中央党校参加整风运动。稍后，他发表在1942年7月19—20日《解放日报》上的纪实小说《未了的旅程》，真实地记述了他率领新四军第三支队血战到底，冒险突围，从皖南经重庆到延安的艰难旅程。小说的字里行间表露了他的上述观点。

参加会议的朱德一直坐在主席台上旁听，吴奚如发言后，他站起来讲话，没有批评萧军，而是点着吴奚如的名字说：吴奚如，你是人民军队的一名战士，居然讲出这种话来，你完全丧失了无产阶级的立场！”意思是说，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此一时彼一时。“西安事变”后，我们讲一切有利于抗日；现在是“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我们不能再笼统地讲抗日统一战线，应当明确是什么人领导下的抗日，也就是说站在什么立场上的抗日。

朱德的批评是很严厉的，但当时没有抓小辫子，吴奚如也没有反驳。

第三次会议期间，朱德还有一个讲话。他不点名地批评萧军的发言说：大会第一天有人发言，他不但要做中国第一作家，而且要做世界第一作家。又说鲁迅一直是革命的，并没有什么转变，还说他自己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依我看，我们每个作家都不要眼睛太高，要看得起工农兵。中国第一也好，世界第一也好，都不能自己封，都要有工农兵群众批准。

关于思想转变问题，他以自己的经历现身说法：参加革命，思想就要有转变。岂但转变，我说就是投降。就拿我来说，也一样。我是一个从旧军人出身的人，我原来不是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代表的是真理，我就投降了无产阶级。我投降无产阶级，并不是想来当总司令。我只是替无产阶级打仗、拼命、做事。后来仗打多了，事情做久了，大家就推我做总司令。针对歌颂与暴露的争论，他说：共产党、八路军就是有功有德，为什么不该歌，不该颂呢？

平时和蔼可亲的朱德，这两次发言却颇有些疾言厉色。发言的最后，他还说：有的同志觉得延安生活不好，太苦了。其实比起我们从前过雪山草地的时候，已经是天堂了。有的同志说：重庆吃的住的穿的东西比延安好。但是，那再好，是人家的呀！延安的东西再不好，是我们自己的呵！

作结论题目叫“结论”嘱丁玲莫写“三八节”

5月23日第三次会议，也是下午开始的。事先都知道毛泽东要作结论讲话，所以，这天下午会场上就爆满。毛泽东还是特别关心着丁玲。他进会场后四处张望，问丁玲在哪里？看见丁玲隔他三人挨着朱德旁边，才放心地坐下，开玩笑地说：“照相坐近一点，不要明年再写《三八节有感》。”

作“结论”报告的时候，会场静悄悄的，一百多人似乎都在屏息倾听。毛泽东依然用他那柔绵细长的湖南腔抑扬顿挫地说：

同志们，座谈会开了三次，开得很好。可惜座位太少了，下次多做几把椅子，请你们来坐。我对文艺是小学生，是门外汉，向同志们学习了很多。前两次是我出题目，大家做文章。今天是考我一考，大家出题目，要我做文章，题目就叫“结论”。

朱总司令讲得很好，他已经作了结论。中央的意见是一致的，有些问题我再讲一点。什么是我们的中心问题呢？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我的结论就以这两个问题为中心……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正式文本，是由胡乔木根据自己的会议笔记，并参照中央办公厅安排的四位会场速记员轮班记录稿整理的。据时任中共中央秘书处速记组成员、延安文艺座谈会四位速记员之一，后任中共清华大学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的周昆玉介绍，“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时，事先没有写出讲话稿，手头只有一份简单的提纲。依据这份‘提纲’，他自由、生动而又深刻地阐述了革命文艺运动的根本方向及有关具体问题。会议设了一个速记组，详细地记下了毛泽东的讲话全文和每个人的发言。”

（摘自《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 朱鸿召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