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守宏：经济科学把握总基调 巩固经济社会发展好形势（2）

我国经济社会取得的成就和面临的挑战

下面给大家讲一讲对去年工作的回顾。应该说过去的一年作为十二五的开局之年，我国在全国上下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的成绩，《政府工作报告》里面，总理用了很多实数实例来说明这个问题，我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其中我认为具有有标志性的意义是两个数，两个方面的。

一是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报告里面也写了，全年国内生产总值47.2万亿，比上年增长9.2%。这个数如果按照我们每年的平均汇率去算是7.3亿美元，比2010年增加了1万亿美元，人均达到了5400美元，比上年的人均增加的数接近1000美元，是998美元。这里我要说明一下，就是人民币换成美元的时候，主要用汇率来算的，用汇率计算这个增长速度就超出了人民币计算的增长速度，因为这里面有一个我们货币升值的因素。在去年实际上我们人民币货币升值了5%左右。这个9.2%的速度，各方面都认为跟年度目标相比，应该说还是令人满意的。因为去年我们提出的年度目标是8%，与其他国家相比，有些同志用了四个字叫“格外耀眼”。去年我们是9.2%，去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按照汇总来算，去年世界平均增长是3.8%，发达国家就低一点是1.6%，美国是1.8%，欧元区1.6%，日本是负增长。和发展中国家相比，特别和我们国家比较接近的金砖五国中和其它四国相比也是比较高，俄罗斯去年增长4%，巴西不到3%就是2.7%，印度稍微高一点7%左右。所以我们9.2%的速度应该说在国际上也是比较耀眼的。

    在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的同时，我们的质量和效益应该说也是明显提高，表现在财政收入是去年增长25%以上，等于我们的财政收入上过了一个大槛，超过了十万亿。企业的利润也较大幅度增长，这个同志们在报告里面可以看到。这里面要说明一下，就是我们政府报告公布的47.2万亿的数据是国家统计局算出来的，同志们如果注意一下，最近各省召开了两会，把31个省去年宣布的GDP的数加起来，就不是47.2万亿这个数了，就达到51.9万亿，就是比国家公布的数多出4.7万亿，相差了大概8%左右。这个高出的差距，虽然过去历年都有差距，但是今年差距是最大的。这里面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我们实际的增长速度可能要高一些，因为各省公布的数据，它也不是乱公布的，最近几年国家统计局调整了核算的办法，各省的数据是要经过国家统计局的核准的。所以这里面又出了一个问题，因为国家统计局自己统计的数是一个数，另外国家统计局核准的、各省加在一起又是一个数。所以这里面数据存在差距的原因很复杂，但是从这个情况，从侧面可以看到我们去年发展的经济增长应该是比较快。

    二是物价过快的上涨得到扭转。同志们都知道，去年物价从年初到七月份是逐月上升，七月份达到最高点6.5%。经过国家调控以后，从八月份开始逐月下降，全年上涨到5.4%。对这个数据应该说既满意又不太满意，因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缺点的时候，他把这个说出来了，因为没有达到我们去年定的4%的控制目标。既使这个5.4%，老实说和国际上比较，其实我们还算不错的。因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物价缺乏可比性，你就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和金砖五国相比，其中印度上涨了10.6%、俄罗斯上涨了9%、巴西上涨了6.7%左右，和他们相比，我们的速度比他们快，物价上涨的幅度比他们低。就是说我们去年总体的调控是有力的，也是及时的。总体上国民经济也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呈现出了一个增长快、价格稳、效益好的态势，这个同志们在生活工作中自己有很深的体会。

    去年取得的这些成绩，看似寻常实则极不平常、极为不易。去年国际经济形势整体上是比较复杂的，有些热点问题不断出现，对整个世界经济的冲击波是一波接一波。国内来看，也有很多困难和问题，所以从去年我个人体会到，应该说复杂程度、困难程度实际上是超过应对金融危机时的，金融危机出现在09年，因为09年的时候危机出来了，我们有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经验，所以我们就有信心，心里就有底气。另外当时社会各方面对中央出台什么政策，总体上态度认识是一致的。但是去年的情况完全不同，各方面的看法和认识不太一样，包括对一些热点问题、难点问题的调控上，大家的意见可以说是完全相反。国务院几乎每出台一项政策，有赞成的，但是你在网上看，更多听到的是批评的声音、责难的声音。这里面有认识上的问题，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已经跟过去不一样了，已经形成了很明显的阶层，阶层分化，不同的阶层利益不同。所以很多政策，尽管国家整体上是有利的，但是你损害到哪个阶层、哪部分人的利益，还是要受到批评。但是作为政府来讲，倾听这种批评意见甚至责难是正确的也没有关系，这是有助于政府科学决策，有助于政府鉴赏事物。当然问题是哪里呢？有的时候一些知名的专家、学者不理性，情绪化的东西也很多。在去年，我自己看到了也经历到了，决策层这些领导同志承受的压力非常大，有些事情不做不行，做了捱骂。所以在这个环境之下，应该说中央领导集体还是很好地把握全局，统筹兼顾，不为各方面的干扰所惑，该出手时就出手，该亮剑时就亮剑。所以去年出台了一些重大的决策，确保了我们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向好。

    对去年的工作总理进行了回顾，往年起草报告里面回顾的多点，讲讲成绩，列出几条，列出几个方面，基本上就差不多了。最近这两年特别是今年的报告里面，为什么简单讲了几项成绩之后，就把工作写的非常细，写得非常具体？主要是想使各方面能够了解政府决策的过程，了解政府去年干了哪些事情。所以，总理在报告里面是回顾了五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方面的工作就是坚持正确把握宏观调控的重点、力度和节奏，有效遏制物价过快上涨的势头，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前面我讲过了，由于去年世界经济环境非常不利，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发生了一系列的比如像西亚、北非的政治动荡、日本的地震海啸、美国的主权债务评级下降，还有欧债债务危机扩散。从国内来看，影响的经济平稳运行的不利因素是在增多的，因为从去年经济增长速度应该说逐级出现回落，特别是出口持续下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物价逐月、逐级上涨，另一方面经济增长速度是在逐级下滑。在这种情况下，宏观调控政策遇到了两难的境地。所以要权衡，因为保增长跟稳定物价在短期内是一种矛盾，恰恰我们去年遇到了这种矛盾，一方面就要控制物价，另一方面要保证经济增长速度不能下降太多。所以去年在努力寻找这么一个最佳结合点，中央坚持抓住主要矛盾，把控制物价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大家都知道，去年前七个月连续上调了六次存款准备金率，存贷款基准利率上涨三次，应该说通过信贷的调整，总体上逐步消除了推动物价上涨的信贷的条件。与前年相比，去年新增人民币少了近四千亿，同时也采取了其他措施，包括市场调控，发展生产等等，遏制了物价上涨的势头，但是同时任何政策都是双刃剑，去年在调控物价紧缩银根的时候，带来一个负面的作用、负面的效果，就是银银紧张之后，一些企业的经营就出现了困难。所以那段时间方方面面放松银根的呼声很高，甚至一些方面对政府的调控提出了很严厉的指责。去年到现在，银根的期待确实紧张，但关键是企业的信贷结构不合理，大量的资金流向了虚拟经济、房地产领域。真正需要支持的企业，特别是小微型企业贷不到款，这确实是我们金融里面存在很大的问题。为什么呢？这里面与我们银行的金融改革制度有关系。同志们可能前段时间注意到，有一个消息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就是全国商业银行去年的商业利润是超过一万亿，我们的几大商业银行在世界的各大银行里面排位都是排在前面的。所以他们很高兴很骄傲，所以有些银行的行长就讲了，问他去年赚了多少钱，他说他不好意思说了。但实际上这是你的本事吗？不是的。我们银行赚的利润主要来源于存贷款的利差，人家世界上其他国家存贷款的银行利差占的整个利润、整个来源的比例在20%左右，而我国银行利润80%以上都是存贷款的利差，这个利差还不是因为国家的政策？想让你高你就高，想让你低你就低。所以这是我们下一步在金融改革里面面临的很大问题，怎么转变深化金融改革转变银行发展的模式。这是去年首先一条，把物价调整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

    第二点就是适时扩大内需的战略方针，增强经济增长的自主动力。因为去年的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负的，我们去年的进出口增长了24%左右，但是跟前年30几相比，是下降了，特别出口下降更多。所以去年外需这一块对GDP的贡献率是负的，过去我们都是正，去年变成负的，变成负5.8%。在外需对GDP增长变负的情况下，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扩大内需，产生了一些措施，包括结构性减税，包括启动一些重大项目建设，包括鼓励民间资本等等，应该说去年内需的扩大弥补了外需的减少，使我们经济的拉动整体上还是强劲的。

第三点是就是坚定不移地搞好房地产调控。对这个问题我想多说一点，因为这个调控涉及到今年的政策。大家知道，对房子调控的这个问题，是社会上议论最多的，争议最大的，也是这些年批评政府批评比较多的。因为有房的跟没有房的、房多的跟房少的、地产商和地方政府，各有各的想法，各有各的利益，看法完全不一样。应该说房地产这个行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行业，世界各国都是如此。但问题是，最近这些年各种投资在土地因素的推动下，房价涨得太快，我想这点大家都有切身的体会不用多说了。这样的话，就对我们国家长远的发展和社会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

一是房价涨得快了以后，大幅度增加了生活成本，倒逼着企业不得不大幅度提高工资，工人提高工资，就严重削弱了我们国家产业的竞争力了。现在我们国家的工资水平已经大体上是泰国的1.5倍，是越南的3倍，是印度的3、4倍。因为我们现在整个国家的特别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就业压力很大，劳动密集型产业还是要发展的，这个工资成本涨得太快，你的竞争力在就业上没有充分的时候，你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这种竞争力就失去了。

二是高房价导致我们房地产行业成为暴利行业，干什么都不如房地产来得快。所以从这两年，特别是去年看得很明显，很多从事实体经济的行业、企业，从银行贷款之后干嘛去了？它没有投向他的主业，都投到房地产了。所以不是把精力用在企业的进步和科技技术进步上。大家可以看看近几年在制造业的上市公司披露的信息，这些上市公司最大一个利润来源不是它本身的主业，而是来自于房地产。所以同志们想一想，如果说我们一个国家，我们大量的企业，社会的导向都是从实体经济把资金抽出来，用到房地产虚拟经济这个行业，后患无穷。世界上哪个国家是靠房地产变成了现代发达国家的？房地产实际促进经济增长是没有问题的，但这绝对不是国家走向发达、走向强盛最重要的支撑。   

三是在现在财税体制下，地方政府从高房价中获取了比较高的收入，这点同志们清楚，因为高房价推动高地价，在我们现在财税体制下，实际上土地出让收入变成各级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很多地方都是占到60%到70%。除去直接的财政收入之外，而且各个地方建的融资平台，去年审计、清理了一下，全国是10.7万亿，这些地方融资平台都是负债。它负债基本都是以近期的土地出让收入和未来的土地出让收入作为抵押的，所以隐藏着很大的风险。因为跟土地收入是联结在一起的，很多地方政府就有一种冲动，就是通过低价征收农民的土地然后高价来卖，结果导致很多的群体性事件发生了。老实说，这个问题的责任不是在地方，关键在我们的财税体制。我们九十年代中期采取分税制之后，带来一个后果，就是中央财政集中的比较多，地方财政的税种特别不赚钱的小税种留给地方了。当时房地产税是不赚钱的，我们中央部门的同志也没有看清这一点，就把房产税这个税种划到地方了，再加上责权划分又不是很清楚，很多地方政府承担了大量的改善民生的开支，他又没有别的来源。所以说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我们财税问题，在这种财税制度下一定会出现这种行为，这是很自然的，但是这种行为风险很大。

所以基于这三个方面的情况，中央下决心采取调控措施。温家宝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讲过了，从03年开始的调控基本上没有效果。去年为什么效果好呢？现在是两手，一手是抓信贷政策等，另一手是加快了保障房的建设。特别是北京市去年在调控中率先出台的一系列的细则，应该说北京市的调控的细则在全国是最严的，发挥了很多导向的作用，所以把价格降下来了。但是对去年的调控，同志们也很清楚，批评的意见很多，房地产商指责政府是用行政化的办法来干预经济，形成调控手段。但是这个东西确实是，他们讲的也是对的，去年我们里面既有经济手段，也有行政手段，但是行政手段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因为我们要把房价控制下来，降下来，尽管现在讲还没有到位，只是出现了销售量下降的情况，但是价格势头毕竟是遏制住了，有些地方是下降了，你看北京通县那里下降的比较多一些。如果说去年不采取这么严厉的措施，今年在人代会上你很难过关的。既然采取这么一个措施，听听两会代表的意见，大多数人还是不满意，因为很多同志举了很多例子，特别是国外的例子，我听了听讲的是很有道理的。其中有一次领导在听会的时候，有一个专家说在金融危机里面，在欧洲、在整个西方国家中，德国是冲击最小、率先复苏的国家，很大程度上和德国的房地产政策有关系的。大概在近十年里面，整个欧洲国家房地产价格差不多也是涨了1.5倍，而德国在这个时间里面，仅仅涨了不到20%。所以这样的话，德国在应对金融危机的时候就很从容。所以那天这个专家讲了以后，很多代表就产生了共鸣，就是认为我们应该采取的这种手段，不仅不能放松，而且还要进一步加大。但是下一步还要综合判断，因为这个房地产里面涉及到方方面面的事情，如果说房价压得过低，银行的风险、金融潜在的风险也很大，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度的把握。不管怎么说，我们去年来看，在国家宏观的调控政策应该说还是成功的，标志就是速度还算是比较高的一个速度，物价总体上从最高点回落到了一个大体可以接受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