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文化的力量融入反腐倡廉建设（2）

从国际经验看，腐败在一些地方之所以泛滥，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腐败在社会中被视为“正常”。而一些国家之所以能保持高度廉洁，其重要原因在于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环境的清正。如被评为世界上廉洁程度第一的芬兰，在廉政方面流行最广的一句话是“公务员可以接受一杯啤酒，但如果喝上葡萄酒就危险了”。对贪污零容忍流淌在其民族性格与文化中。当腐败成为一种社会文化时，一切反腐败制度措施都将大打折扣。腐败现象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一个社会丧失了文化和道德上的良知，失去了对腐败是非判断的素养。因此，“廉政文化”从全社会角度看也可以说是“廉洁文化”。“廉洁”既包括掌握公共权力者廉洁从政，也包括不掌握公共权力的其他社会成员洁身自好。廉政文化建设既要针对党政干部这个掌握公共权力、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有举足轻重作用的重点人群，又要面向与党政干部有着鱼水关系的全体公民。后者相应工作都做好了，转型时期的经济社会环境就可以大大净化，党风廉政状况就可以大大改善，精神文明和和谐社会的建设就会大大加快。胡锦涛总书记曾指出：“要倡导廉政文化，促进全社会形成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良好风尚。”我们必须构建这种廉荣腐耻的公民文化来激浊扬清、敦风化俗，形成不容腐败的社会舆论，努力占领和挤压腐败文化的生存空间。

思考之五：廉政文化建设要认真总结我们党的历史经验，重视用先进文化武装人，充分挖掘利用红色资源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包含着丰富的廉政文化思想，廉政文化思想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把廉政作为政治学的重要内容来研究，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的重要内容。马克思曾经说过：“不可收买是最崇高的政治美德。”恩格斯也在著作中论述过贪污腐化及其对官吏的监督。由于时代的原因，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无产阶级政党执政的经历，但他们却在对巴黎公社经验的总结中，提出了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要防止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重要思想。其主要内容包括：国家公职人员产生上的普选制，人民群众对国家公职人员的监督制和罢免制，工人工资制和国家议行合一的政体。列宁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础上，对如何反对官僚主义、贪污腐化等问题进行了探索。毛泽东同志早在革命战争时期就提出要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主张“奖励廉洁，禁绝贪污”，强调我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走民主新路跳出“历史周期率”，要求全党做到“两个务必”。

始终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发挥自身独特的思想文化优势和政治优势，是我们党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成功的宝贵经验。从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长征精神，到大庆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再到抗洪抢险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感天动地，气壮山河。其中所蕴涵的浩然正气、蓬勃朝气、昂扬锐气，无一不是廉政文化的筋脉、灵魂、源泉和要素。面对今天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地方人心浮躁、诚信缺失、道德滑坡、世风败坏的严峻现实，总结、传承、弘扬红色文化对于廉政文化建设的意义，既重大又深远。

思考之六：廉政文化建设要扬弃传统，深入挖掘我国历史文化资源

中华民族积淀深厚的5000年传统文化，为我们留下了一个弥足珍贵的思想宝库，这其中蕴藏着丰富的廉政文化内容。早在上古时代，“大道既隐”，贪人出现，虞舜就告诫官员，要“直而清，简而廉”。“廉”作为一种官德和治国思想，最早在西周初年《周礼》中有过论述：“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意思是说，考察官吏治绩的优劣，要从善（善于办事）、能（能执行政令）、敬（尽职守责）、正（品行方正）、法（守法不失，执法不阿）、辨（能明辨是非，头脑清醒）六个方面去进行。六种行为和品德，都冠以“廉”字，意思是“既断以六事，又以廉为本”，可见“廉”在官德中居首位，是中国古代对为政者最基本最重要的道德要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廉政思想，有三个方面尤其值得借鉴。一是儒家文化中的伦理思想。如强调为官从政要正，“政者正也”；主张“先教后刑”、“徒法不足以自行”，认为有了法律，还要具有道德高尚的人来执行法律；提倡“欲而不贪”、“惠而不费”，用理性约束私欲，节俭行事；重视文化人、以德治国等等，将政治和道德融为一体，有明显的伦理政治化和政治伦理化的特征。二是政治文化中的清官现象。用诸如包拯、海瑞、于成龙等清正廉明、为民请命、铁面无私、伸张正义的清官典型，寄托理想，导向社会，榜样官吏，教化民众。歌颂清官，鞭挞贪官，是中国文化中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三是浩如烟海的贬贪颂廉文艺作品。最早在《诗经》的《国风》中，就有民间老百姓口传并经文人润色的讽刺贪贿暴敛的诗歌，如《硕鼠》。两千多年来，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一直到晚清民初的谴责笔记小说，都有抑恶扬善，揭腐颂廉的生动篇章。其艺术感染力与思想震撼力相得益彰，发人深省。同时，我们必须反对传统文化中催生消极腐败现象的毒素。特别是要摒弃封建的权力私有观念，强化服务人民的公仆意识；摒弃封建特权思想和宗法观念，强化法治意识；摒弃封建迷信思想，强化民主科学意识。

思考之七：廉政文化建设要面向世界，认真研究借鉴世界各国以文化促廉政的经验

反腐倡廉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从文化视角抓廉政建设，把思想道德元素注入国家廉政工程，成为许多国家的成功经验。有的国家不断丰富和调整道德行为规范体系，设立专司廉政文化的政府道德署，制定《公务员道德法》。随着社会的发展，道德和法律调整的范围会相应地发生一些交叉变化，许多行为从道德领域中进入了强制性的法律范围，成为法律规范的一部分，而一些从前被法律所禁止的行为，也会转入道德领域，成为道德规范的内容。有的国家重视经常化的廉政教育，带来良好的社会风气和廉洁高效的官场风气。有的国家倡导“耻感文化”，虽不是刑律，但已经成为精神意义上的刑律，人们对“耻”的畏惧甚至超过了对“罪”的畏惧。世界各国包括西方国家在廉政方面的一些具体做法，我们要正确对待，借鉴其长，结合国情，洋为中用。同时，我们要清醒认识，西方以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为核心的主流价值观对我国精神文明和人文道德建设的冲击和毒害，必须旗帜鲜明地坚决防范抵制。

思考之八：廉政文化是一个春风化雨、持久显效的工程，必须构建长效机制

反腐倡廉建设和文化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决定了廉政文化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文化作为思想、观念、意识形态范畴的东西，一旦形成便具有很强的稳定性，要吐故纳新、使之改变，绝非一朝一夕所能。应当看到，我国几千年封建历史文化传统遗传下来的旧观念、旧习俗还会长期顽固存在，同时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西方强势文化全面渗透，对人们的思想和观念产生冲击，社会价值取向呈多元化态势。廉政文化建设，说到底就是用先进思想战胜落后腐朽思想，用先进文化战胜落后腐朽文化。这两个“战胜”，必然是一个此长彼消、我强他弱，充满斗争和曲折的过程，不可能像盖高楼大厦那样立竿见影，指日见效。这就要求对廉政文化建设的累效性有足够认识——工作越累积，效果越明显；时间越久长，作用越巨大。

因而，搞廉政文化建设，应当面对眼前现实，力求快见成效，但决不能满足于轰轰烈烈地搞几次活动、热热闹闹地掀起几个高潮就津津乐道、评功摆好，应当以长远的眼光、战略性的思维，在构建长效机制上下工夫，作为“永不竣工”的基础工程来抓。针对当前“思想上不重视、责任主体不明确、协调机制不顺畅”等问题，在组织保证上，要明确“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司其责，依靠群众支持和参与”的领导体制；在工作机制上，要注重整体和长远规划，加强前瞻性研究，明确各部门责任，整合各方面资源，强化服务保障，严格考评标准，强化奖惩措施；在依靠力量上，要完善党员干部、社会公众和专业工作者参与机制，搭建有效平台，充分调动三方面的积极性、创造性；在工作创新上，要从政治、精神、物质多方面，对新理念、新作品、新成果进行激励褒奖，以促进与时俱进、推陈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