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如何清除美国文化在华影响

〔摘要〕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大任务，就是巩固新生政权。当时对新政权构成最大威胁的是实力强大并继续与中共为敌的美国政府。新中国在外交上，实行了与苏联结盟的战略；在政治上，用强力征服和镇压了一切可能的反对者。但是，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列强不同，它主要不是靠武装侵略或割地赔款来取得其在华利益，而是通过文化、教育、宗教等各种渠道，施加对知识分子、普通市民基本价值观乃至生活方式的影响，这是新政权最担心的。而民众中存在的“亲美”、“崇美”、“恐美”心理，则严重地妨碍着新政权各项政治措施的有效实施。1950年秋冬中国出兵抗美援朝，美国宣布对中国实施封锁，给新政权提供了清除美国文化影响的有利时机。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中央确定了三条对外方针。用毛泽东比较形象的语言来表述，这就是：“一边倒”、“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由此可见，新中国政权能否稳固是问题的关键。当时新政权还只能采取联合政府的形式，允许相当部分“旧民主主义分子”、“民主个人主义”者进入政府。而这些人对美国有着相当好感，力主新中国应当在美苏之间保持中立的“中间派”们，在中国的城市居民当中还有着很大的社会基础，毛泽东担心他们中的某些人有朝一日会成为美帝国主义“从内部来破坏革命”的那种“反对派”。这也正是为什么，当1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刚一公布《美国与中国关系》（白皮书），毛泽东马上作出激烈反应的主要原因。他反复告诫那些仍然对美国抱有幻想的“中间派”、“中间阶层”、“落后分子”，或者“自由主义分子”、“旧民主主义分子”、“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们，万万不可继续执迷不悟，坚持“亲美”、“崇美”、“恐美”的“错误思想”、“糊涂思想”和“反人民的思想”参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83~1516页。美国政府的白皮书，尤其是艾奇逊寄希望于中国民主个人主义势力的观点，让新政权感到极大的威胁。因此，建国伊始，新中国政府就不能不把切断美国与中国的政治、外交、经济、文化联系，肃清美国在中国的社会影响，设定为一个极为重大的政治斗争目标。而由于中共全面执掌政权，美国在政治、外交乃至于经济上，均因与新中国绝交而对中国大陆失去了影响力；因此，从社会文化的层面切断大陆民众与美国的联系，消除城市居民中“亲美”、“崇美”、“恐美”思想，彻底摧毁“民主个人主义”的社会基础，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显得特别突出。 

美国文化的影响，包括宗教、学校、广播、电影等四个方面。本文分别就新政权对上述影响所采取的清除措施及实施的经过，作一概略的考察。 

一、阻断美国的宗教影响 

由于顾虑到数百万教徒的态度，中共中央这时对于实现两教彻底切断与美国等国联系的时间表，尚无严格的限定。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明确主张：“此事不宜太急，太硬性”，以免“造成对立”。“要把美帝国主义的残余势力从中国完全肃清，还需要三四年的时间。”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497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09~110页。但是，9月23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全文刊载了吴耀宗等人的《三自宣言》后不久，中国就被迫出兵朝鲜，与美国作战，这一情况不可避免地冲击了中共此前的斗争策略。 

1950年12月，美国政府公开宣布冻结中国在美国国内的财产，并宣布将对中国实施经济封锁。28日，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也公开作出回应，宣布管制美国在华一切财产、冻结美国在华公私存款，并通过了文教委员会主任郭沫若所作的《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报告》。该报告要求一切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乃至宗教机关和团体，均须立即切断与美国等国的联系，改由政府接办或由中国人自办《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510~515页。上海市政府以减免房地产税等经济措施，支持和帮助上海教会人士开展“三自”革新。 

抗美援朝运动极大地支持了中共所进行的爱国主义的宣传鼓动工作，因而也使得发动针对外国传教士的血泪控诉活动和驱逐以宗教为掩护从事反华活动的外国神职人员的行动，迅速成为一种潮流。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1953年12月，全国先后有134个城市召开了针对“帝国主义分子和反革命败类”的大规模的控诉会169次，至于各地小规模的控诉会则不计其数《三年来全国基督教工作基本总结和今后工作的方针任务的意见》（1953年12月4日），陕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23-3-305。 

在这场清除帝国主义文化干涉与影响的运动当中，有着严密教规约束，直接受命于梵蒂冈的天主教团体，明显地要较各自为政的基督教团体顽固得多。然而，由于战争的关系，美国在华传教士的反革命威胁更为突出。因此，这场斗争的重心明显地更侧重于清除美国在华残存势力和影响，许多美国传教士被控从事间谍活动，或从事反革命煽动活动，受到拘捕或驱逐。如1951年1月以后各报陆续披露的各种外国传教士、神甫及主教的反革命案件，几乎全部都是美籍神职人员。像平原省的米甘，湖南省的高尔飞、翁明德，广东省的福尔德，湖北的牧育才、郭时济、徐贲德、苏良，广西的其履根，江西的费济时等，都是美籍。只有天津的文贵宾和满世济是法籍和荷籍。参见《新湖南报》1951年1月24日、4月3日；《平原日报》1951年2月23日；《新华日报》1951年5月29日，7月12日；《长江日报》1951年6月13，22日；《天津日报》1951年6月24日；《湖北日报》1951年7月19日；《苏北日报》1951年8月12日；《东北日报》1951年8月15-16,21日；《光明日报》1951年8月18日，等等。 

因为这种情况，也因为基督教团体在中国各种派别甚多，和国外教会联系的情况差别甚大，因此，基督教徒响应吴耀宗等人的《三自宣言》，也就明显地容易得多。到1953年底，参加签名的基督教徒，已达到了40万人之多，大约占到了全国基督教徒总数的2/3。《三年来全国基督教工作基本总结和今后工作的方针任务的意见》（1953年12月4日），陕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23-3-305。因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与美国全面对抗，再加上抗美援朝运动在国内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动员的社会压力，和从事反华活动的外国传教士的相继被驱逐，新政权一举达成了阻断美国通过宗教组织渠道继续在中国发挥影响力的既定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