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谈普世价值与中国模式(4)

李泽厚:谈普世价值与中国模式(4)

答:对。《伦理学纲要》说过社群主义认为“善优于权利”,斯特劳斯似乎更深刻一些。因为在西方,总有上帝律令问题,认为善恶的准则来自上帝。因而也总认为启蒙理性所倡导的普世价值缺乏这样一个绝对性的来源、基础和准则,是历史主义、相对主义,便很不可靠,所以现代社会才会如此糟糕。我欣赏罗尔斯将现代社会的普世价值与各文化、宗教脱钩,但他也未说明这些普世价值的来源和基础。我则给它一个马克思观点的基础,即归之于人类现代经济生活。

如同上帝一样,我以为这就是绝对性的基础和准则,因为它直接即是人类现时代的生存延续。这也就是我的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在西方,上帝的信仰根深蒂固,神的律令和追求超越人类世俗的绝对性始终是巨大课题。上帝死了,虚无主义盛行,便总有找回上帝的各种呼喊。但中国以人为本,并没有神的旨意和绝对超越性这类问题,搬过来鼓吹并没多大意义。在哲学上和思想上“视西人如帝天”的时期该可以告尾声了。

问:最后一个问题:不同文化、宗教或社会、时代各有其差异甚至冲突的善恶观念和行为,那么有否人类各不同文化、社会时代的共同或普遍的善恶观念呢?

答:上面已经讲了,虽然具体形态不同,实际上各宗教各文化都教人敬神明、爱亲人、不说谎、不杀人等等,内容相近相通。因为它们虽只服务和服从于各群体,却又都属于“人类的生存延续”。《伦理学纲要》中提出“最高善”或“善的根源”或“至善”是人类的生存延续,即此意。前面讲到的杀老习俗在该文化中便解说为“照顾老人”(为了他〔她〕进入更幸福的天国)的“善”,实际的源头是因为食物不足,为维系该氏族生存秩序采取的行为措施,长久便成为习俗和传统。可见,话说回来,文化相对主义也有其道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读Boas、Ruth.Benedict等人的书,便很赞同文化相对主义所论证的任何伦理道德都是特定环境和条件下维护该群体生存延续所必需的规范和要求,这恰恰符合唯物史观。它们在当时当地有其存在价值,不能诋毁,例如一夫一妻、一夫多妻、一妻多夫都有其现实根源,其中也包括许多宗教教义中的今天看来很不合理的规定和铁则。但时移世变,它们也在变化,也必然变化。随着物质生活的繁荣发达,大多数杀老“传统”终于被弃,不再被视为“善”而被视为“恶”,正如现代社会妇女不再守节、自焚一样。其实,这才是伦理相对主义的本义,这也正是我所主张的历史主义。所以,我所反对的文化相对主义,是那些盲目搬用后现代理论诋毁启蒙理性,认为普世价值只是欧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等等时髦思潮。

问:请展望一下未来。

答: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逐步而痛苦艰难地进展,普世价值会更普世。全人类将缓慢而逐步地摆脱饥饿、战争和恶疫三大灾难,而贫困的消退、教育的普及、科学的进展、交往的发达,也使普世价值更普世。以生物科学为坚实基础的心理学和教育学的开拓进展,更有助于人们除去各种陈规陋习、错误观念,建立健全的个体身心观和社会观,使作为整体的人类进入一个新阶段。讲究情理和谐、合情合理的中国传统将为形成一种具有普世价值的中国模式作出贡献。

问:回到标题,结论是什么?

答:普世价值应予肯定,中国模式尚未形成。努力探索,有厚望焉。

责任编辑:郑瑜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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