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谈普世价值与中国模式（3）

问：“两德论”讲的是外在伦理，你讲道德是内心修养或觉悟，这与普世价值和中国模式又有何关系？

答：有联系的部分即内心修养中的善恶观念问题。所谓观念，如“是非”“、对错”，都是人的理知认识，但它们在道德领域中经常与感情、信仰缠在一起。传统社会中的“两德合一”的“宗教-社会性道德”与“现代社会性道德”因认知差异便可以发生情感上乃至行为上的严重冲突。拉登被杀，举世称快（情感），因他是极恶元凶（认知）；但某些地区却沉痛哀悼，崇之为英雄烈士“、善”的典型。善恶观念和标准随不同社会、时代、文化、传统而大有不同。

问：这也正是上面讲过的文化相对主义，应各善其善、各德其德。

答：不然。只要承认“吃饭哲学”，观念便仍有正确与错误、进步与落后之分。上面已说过了。

问：但那些信奉拉登的人正因为美帝国主义妨碍了他们的“吃饭”、生活，甚至生存。

答：即使如此，也不能以滥杀无辜来作为报复，这就严重违反了普世价值。即使在古代战争中，屠城嗜杀也并不称为美德，而视作恶行。不管是以圣战名义还是基督名义（如十字军东征），滥杀无辜违反了该宗教本身的真正教义。从思想史说，普世价值等观念也并不是从天而降，或突然从地下冒出来，它们各有其思想渊源。就人类说，某些善恶观念是由历史积淀所形成的人性认知，是“共同人性”的一个部分，《伦理学纲要》强调讲过了。

问：既然不同善恶观念可以比较，有高下优劣，为什么“两德论”又要标出“对错”（现代社会性道德）与“善恶”（宗教性道德）的区分？

答：这是为了使现代社会性道德（对错）与宗教传统的善恶观念和传统脱钩，同时也就是突出前者和尊重后者。因为并非所有善恶观念或价值都可以有高下优劣之分，而且其中大部分与“现代社会性”的“对错”也无任何关系。一些传统习俗如伊斯兰人不吃猪肉，印度教徒不吃牛肉，有些民族不吃禽类，有些不吃鱼，汉民族什么都吃，凡此等等，虽可能直接间接与各宗教教义或善恶观念有关，但它们与现代社会性道德并无干系，便不必去分是非对错而完全可以“各善其善”、“各行其是”，从而将“对错”与“善恶”区分开来大有意义。

问：你在伦理学把人性分为能力、情感和观念（认识）三部分。善恶、对错观念是人性认识，人性能力和人性情感本身有否善恶？

答：否。能力和情感只是心理形式，它们在具体实现（即在行为中）时都受具体的善恶观念即特定认知所支配。因此，同样的人性能力和人性情感（爱憎）在不同善恶观念支配下，既可以干好事，也可以干坏事。本·拉登、基地组织成员、人肉炸弹在展现人性能力方面（牺牲个人幸福甚至生命）与九·一一救火队员的奋勇牺牲并无二致。由此也可见，将“对错”（即现代社会性道德的善恶）与“善恶”区分很重要，即尽管在宗教观念上某些人认为“善”（如为“圣战”献身），但在现代社会性道德上却“错”了。

问：就是说在今天，“对错”比“善恶”更为重要。所以你强调中国今天要努力建立现代社会性道德，强调“权利优先于善”。

答：对。不仅在制度上而且在观念上。所以我赞赏李慎之说他愿去做中小学的公民课教员。

问：公民课比《三字经》重要？

答：对。正如比念《可兰经》、《圣经》重要一样。公民课是灌输现代社会所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伦理秩序及其理由，培育孩子从小便讲理性、守秩序、尊法律、护公物、明权界、别公私，以及具有自由、平等、独立、人权等等观念。然后再加上《三字经》等传统典籍宣讲的孝亲敬师、长幼有序、勤奋好学、尊老扶幼、阅读历史、重视经验等等，使两者交融汇合，情理和谐。两者不免有差异或冲突，其中一部分可以作出新解释，例如传统大讲君臣，在现代可以转换地改变为上级发号施令，下级服从执行，但双方在人格和人身却是独立、平等和自由的，上级可以“炒鱿鱼”，下级也可以“拂袖而去”。这是以现代社会性道德为基础，却也符合原典儒学“君臣以义合”、“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教义”，而不是后世专制政体下“君不君，臣不可不臣”的绝对服从和无条件侍奉与依附。其中有些是不可调和的，那就应明辨是非，以符合现代生活为准。总之，不以此为准，即不以现代生活为基础和依据，不通过现代法治和现代社会性道德，而想以某种宗教性道德来整顿人心、安邦定国、惩治腐败，认为这是中国模式，那就无论是学雷锋还是学孔子，是提倡共产主义道德还是提供儒家道德，我看都难以解决问题。

问：你一直重视心理学和教育学。

答：对。这也正是中国传统。而且中国教育传统非常重视理性判断与感情态度的交融合一。孟子讲“是非之心”便既是理性判断，也是爱憎感情。但它并非如孟子所讲是天生的、先验的，它实际上是通过教育培育才能形成的。从教育学和心理学说，从儿童起培育人性能力（克制欲望，遵循理性）、人性情感（爱憎分明）和正确的现代的人性认知即善恶、对错观念，使人们对侵犯人权不仅在认知上而且在情感上也不能接受，这对建立和巩固现代社会是非常重要的。这方面美国就比较好，见路人违反公德（不守公共规则）便情不自禁地干涉，而不是中国人“休管他人瓦上霜”的情感冷漠态度。

问：你大讲理性判断与感情态度的融合统一，刚才举美国人为例，也是如此。作为公共理性的现代社会性道德也必须与人性情感交融在一起。

答：对。作为行为，不管哪种道德都需要情感的动力，现代社会性道德也如此，中西无异。但简单化说来，中国传统比较突出人情，西方突出理性，在哲学上如康德与休谟更各持一端。所以我说康德的人性能力（理性凝聚）要加上休谟的人性情感，绝对律令才不会是形式原则而有实践品格。《论语今读》正是做这个工作。我上面讲孟子的“是非之心”是理性判断（对错）与感情态度（爱憎）融会统一，也如此。这种“情本体”不仅适用于中国人，也对世界上所有人适用。从而，这个中国传统在理论和实践上便都有普世性。

问：你的“两德论”是“权利优先于善”，亦即普世价值优于传统善恶。这与中国学界流行的列奥·斯特劳斯的理论完全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