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谈普世价值与中国模式（2）

问：难道现代之前就没有“社会性道德”？

答：有。各种社会在进入现代之前当然有伦理秩序、行为规范和道德自觉，但它们经常是通过宗教性道德的形态出现。两德经常是合二而一的，直接受宗教性经典的训导规定。从而当时社会性道德具有一种绝对不可违反的神圣性。与这种道德相关联的许多文化习俗，包括一些陈规陋俗也都因这种神圣光环的笼罩而千百年难以改变。例如对妇女的虐待、歧视和不平等，几乎各文化传统都严重存在过。非洲部落割妇女外阴，印度妇女自焚殉夫，中国寡妇终身守节（“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妇女不受教育（“女子无才便是德”）、禁去户外、通奸处死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问：它们是道德律令？

答：对。在各宗教经典中不一定能找到明确依据，但它们都是在两德合一和男权独霸下产生的伦理秩序和道德观念。落后环境和传统观念使各种陈规陋习被人们（包括男女而特别是享有特权的男人）视为“理所当然”，必须遵从，至今世界上一些地方仍然如此。从这里便可以看出启蒙性倡导普世价值和中国五四倡导启蒙的伟大意义。这也是今天非洲、印度、伊斯兰地区的女权运动的伟大意义，这些女权主义者在异常艰难、危险的条件下为实现自由、平等、人权、民主等普世价值而奋斗，实际上是在进行着一场伟大的人类解放运动。

问：一些人却认为不应该如此，认为这是干预和破坏了这些地区、文化、宗教的自身传统。各文化、宗教、民族各有其伦理、道德、风俗、习惯，应该得到完全的尊重。不同文化、制度、伦理、道德并无好坏之分，先进落后之别，强加之以所谓普世价值，只是欧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

答：这就是当代的文化相对主义，其核心是伦理相对主义。我提出“吃饭哲学”，也是为了反对它们。我以为“吃饭”即衣食住行等等物质生活的改善，是全人类无分文化、宗教、政治制度、伦理秩序以及风俗习惯所共同希望和追求的。饿肚子与吃饱饭，住草棚与住砖房，走长路与坐汽车，点油灯与点电灯，活四十岁与活八十岁，等等，是有区别、有先进落后之分的。与之紧密联系的各种风俗习惯、行为方式、伦理秩序、政治体系也如此。例如妇女也是人，便同样有吃饱饭、住好房、穿时装、识文字、受教育、自由婚恋等权利。人类的生存、延续是最根本的，“吃饭”（即食、衣、住、行、性、健、寿、娱的不断改善）是个体生存延续的基本需要，这里没有什么“相对”。

问：文化相对主义者认为那些传统和观念也是个人的要求，因此也应受尊重。我读过一篇美国学者的文章，说中国缠小脚是女孩自己的坚决要求，因之不能反对。

答：有如今天印度寡妇焚身和住在巴黎的现代女性黑袍裹身只露双眼。好像确是“自愿”如此，但事实上是男人特权社会的传统观念毒害了她们的缘故。这恰恰证明了宣传启蒙理性和普世价值今天并未过时。在中国也如此。

问：现在中国倒没有女孩缠足了。

答：这便是进步。百多年前在中国首倡普世价值（《大同书》）的康有为成立“不缠足会”时，多少女孩在缠足啊。农村穷困地区少一些，都是那些崇奉儒学“知书达理”的人家在缠，在残酷地折磨小女孩。我小时候还看到好些缠过脚的老太太其实也并不特别老。有的也的确是自愿，今天没人再“自愿”了，这就是进步。但一些文化相对主义者认为“进步”这观念属于普世价值和启蒙理性，也是谬误的。他（她）们认为历史并不进步，原始部落和现代社会也并无先进落后之分。这种理论今天中国不还有人变着花样在大肆宣讲吗？可见，“进步”也是十分艰难而必须经过奋力斗争才能得到的，而且一不小心，便倒退。在许多地方，旧势力仍然强大，而且经常以崭新的面貌出现。我说过，我之所以喜欢鲁迅，也在于他总是剥其外装，露其本相，揭穿各种皇帝的新衣。

问：还是回到你的“两德论”上来吧。

答：重复一遍“：两德论”是说首先要区别“宗教性道德”与“现代社会性道德”，后者即启蒙理性所提出的那些普适价值，是以现代经济生活为基础所生发出来的一套观念系统。但普世价值在中国虽已传布了一百多年了，如何真正落实下来却仍然是一大难题，主要是因为没有找到适合中国的一套具体模式。

问：还是落实了不少，例如在社会生活中，大家族变为小家庭、婚姻自由、迁徙自由、契约制、市场化，等等。

答：对。所以我说无可避免。而且，中国在实现这些普世价值时渗入了许多传统特色，小家庭仍然重视照顾父母，契约制下仍有关系和人情。包括请客送礼之类，这在一定限度之内并无伤公德，相反，它能使公共理性更润滑亦即更“和谐”地运行，这也是某种“范导”。但所有这些，需要仔细分辨和具体研究，才能在经验积累中区别好坏、善恶，摸索出什么才应该是“中国特色”。

问：目前似乎主要是政治体制方面的问题。

答：也不只是政治，经济领域内问题仍然不少，而且要防止倒退。即我说过的，不要把封建特色的资本主义当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把这“特色”固定下来说成是“中国模式”。我一直主张中国模式，即多年讲的“走自己的路”，但我讲的“中国模式”是现在进行时而不是现在完成时，更不是过去完成时（毛式）。总之，如恩格斯所提示，把国家垄断看成社会主义，不过是封建的反动而已。

问：如何说？

答：为什么说“现在进行时”？例如，在经济上，三十年来的确积累了许多成功经验。从西方学来了科技、管理、经营、制度，引进了大量资金，再通过乡镇企业、宏观调控、政府出面招商引资、保持国有企业的核心地位、“全国一盘棋”“、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等等方式，即“西体中用”，使之具有了中国特色。但是能否把这一套完全固定下来，说这就是“中国模式”，从而继续政经不分甚至加强政府干预进而主宰市场呢？当然不能。正如乡镇企业是创举但需要变化和转型一样，今天政府职能也应变化和转型，要更加放手发展民营企业，真正执行新36条，尽快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和国有企业的垄断，让市场真正起充分的主导作用，才能慢慢摸索出一条经济上的“中国模式”之路，在世界上立于不败之地。其他方面便更如此了。

问：这与你“两德论”似乎没关系。

答：有关系，虽然比较间接。“两德论”重“范导”，但强调不能“建构”，基础还应该是普世价值和社会性公德。而不是建构即替代“普世价值”和以宗教性道德（包括政治宗教）替代现代社会性道德。我以“情本体”对比西方的“理本体”，一方面重视如何能以通情达理、合情合理，重协商、调解、合作、和谐、统一来渗入、指引即“范导”理性至上、原子个人、绝对竞争、价值中立，另一方面，却又反对以这些“范导”来取消、替代它们。

问：“范导”就这些？

答：还有中国两千年和这六十多年来的大一统的政治传统，即在郡县制、文官当权制、官员选拔制基础上的中央集权，汉字作为统一的文字语言，“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理想指导，便将极大地影响政治上中国模式的形成，使这个模式建立在现代经济和普世价值上，而不一定是多党竞选之类。其中当然还有马克思主义的巨大作用和影响，这点我已专文讲过了，此处不赘。

问：能否再具体谈谈？

答：不能。没有足够的现实正面经验，不像经济方面。说得过多，就是空想，有害无益。这也越出了“两德论”范围，而且我不是政治学家。

问：总得说几句吧。

答：一九九五年《再说西体中用》已讲过了，不重复。总之，按照我的“四顺序说”（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今日中国政治上需要的是“共和”而非“民主”（指美国、台湾式的民主普选）。如我们国名所宣示的。“共和”要求分权、法治和笔的自由，而“民主”却可以导致集权、暴政和枪的自由。这点康德也早讲过。但“权”如何“分”，需要具体研究。重要的是使之成为法律，人人遵守，现在只能走由“法制”（依法治国）到“法治”的渐进之路，不能走“造反有理”“、革命万岁”的激进之路。现在无法可依特别是有法不依执行不严是严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