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布什执政后期美国对台政策的变化。
1991年6月和7月,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先后通过“关于台湾前途的政策”的第285号修正案,使该案成为1992年度美国援外法案的一部分。这是1979年《与台湾关系法》后美国出台的第一个关于台湾问题的正式文件。9月间,布什在给国会的年度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5年以来第一次专门谈到台湾。(注释)这表明美国已经在提高台湾在美国外交战略中的地位。
美国行政当局与国会的此类行动一方面反映了上述冷战后变化了的国际背景,另一方面与美国对华政策的特殊变化有关。差不多从1991年开始,美国政府开始公开将中国定义为“威胁”,如布什总统在当年11月12日在纽约“亚洲协会(AsiaSociety)”发表演说时,将中国列为“亚洲不稳定根源”之一。国务卿贝克在当年底发表的文章中,表达了同样的认识。基于这种看法,美国开始加强对中国的防范,美国媒体也开始在国内和亚太地区散布“中国威胁论”,并很快达到甚嚣尘上的地步。美国由此而开始逐步重视台湾的战略价值、调整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是可以想象到的。当然,如果不是苏联解体,美国感到对中国无所求了,也不会以后来那种被称为是“轰轰烈烈”的方式向中国挑战。
布什政府对台政策变化导致的后果是美台政治与军事关系明显开始回升。在政治方面,美台间政府与非政府的高层人员互访明显增加。1992年11月,美国部长级贸易代表率团访问台湾并会见了李登辉,从而突破了中美建交后13年来美国部长级以上官员不得访问台湾的限制。在军事方面,美国售台武器大幅度增加,比较大宗的武器出售包括:1990年10月批准出售24架AH-1型攻击直升飞机;1992年出售10架S-70C反潜直升飞机;1992年批准出售207枚SM-1标准导弹和150架F-16战斗机。
台湾经济的发展也是推动美国调整与台湾关系的重要原因,特别是对于当时面临经济持续严重衰退的布什政府,希望通过加强美台关系,从台湾的经济发展中获得更大的好处。因此美国积极支持台湾加入亚太经合组织、关贸总协定等国际经济组织,以此表示美国承认和赞赏台湾在世界经济中日益重要的地位。
确切地说,布什政府后期对台政策的发展趋势是加强与提升同台湾的政治、军事、经济等关系,但尚未形成明确的政策。例如布什政府提出了放宽美台高层官方交往限制的设想,实际上并没有、或者说是没有来得及作出明确规定。
(2)克林顿执政时期的政策调整。
1993年克林顿内入主白宫后,美国对台政策出现大幅度摆动,大致地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克林顿第一任期。克林顿执政初期中美关系迅速严重恶化,其原因不赘述。这里要指出的是,在中美关系持续严重恶化的背景下,克林顿政府决定将布什政府后期处理美台关系方面采取的某些措施正式确定为美国的政策。
首先是突出抬高《与台湾关系法》的地位。1993年7月,美国参院外交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对《与台湾关系法》的“修正案”,内容是取消对美售台武器的限制。在994年初国会开始审议国务院授权法修正案时,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反对国会通过该项修正案,但他同时声称:《八一七公报》并不损害美国对保持台湾安全的承诺,“包括本政府的每一届政府,皆确认《与台湾关系法》在法律上优先于1982年公报,前者是美国的法律,后者为政策声明”。不论这种美国国内政治中的所谓“府会”之争多么复杂奥妙,其结果并没有改变美国政策调整的实质和方向,区别只是调整的策划能够度和缓急有所不同。
其次是正式调整对台政策。1994年9月7日,克林顿政府正式公布“调整对台政策的解释”(AdjustmentstoU.S.PolicytowardTaiwanExplained)。这是近十年来美国政府第一次调整对台政策,其中包含的内容反映了自布什政府后期开始,美国政策调整的实质和方向,即通过加强美台政治关系,提升美台关系的交往级别,支持台湾加入某些国际组织等等,使美国介入台湾问题的手段和目标公开化。与行政当局密切配合,美国会参、众两院相继通过了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的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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