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力：大历史大未来与我们的强国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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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国模式有三个与中国传统相关的特点，即兼收并举的能力、平民主义意识和政府主导，这三个特点如果把握不好也会成为三个弊病。首先，兼收并举时不能丧失自己的话语权，中国学了西方很多先进经验，但要通过自己的话语去解释。其次，平民主义是全社会发展的动力，但是也可能变成极端的平等主义，从而对社会进行撕裂形成强烈的仇富、仇官情绪。第三，政府主导是政府靠业绩来强化自己的合法性，但政府有时会为了自己的业绩脱离实际搞政绩工程。所以，对政府的主导行为要有合理的控制和监督，不能任由地方官员把经济发展变成个人仕途的筹码。

当今世界正处于一个非常动荡的时期，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波及整个世界，欧洲一些国家破产，西方世界现在也没有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今年中东和阿拉伯国家又出现“茉莉花革命”，希腊等欧洲很多国家也出现严重的问题，美国本身也出现很多问题，一些州濒临破产，民众对政府的不满非常强烈。在这种由不满引发的全球性社会动荡中，作为世界动荡发源地的美国尽管也面临挑战但却相对稳定，而其他国家的问题反而更严重。因老百姓的挑战或社会阶层运动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的政权都崩溃了，而面临同样问题的美国却还有相当大的能力来应付、控制；尽管美国经济很糟糕，但他还能对其他国家强势出击。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美国掌握着整个世界的话语权，名义上占领着世界道德高地，把非西方世界置于其从属地位。

邓小平提出“发展是硬道理”，最近重庆模式提出“公平和正义也是硬道理”，我认为“话语权也是硬道理”，一个国家不管经济多发达、政治多稳定，但如果在国际上没有话语权，这个国家也是不稳定的。因此，如果我们没有话语权，中国模式就是不完整的。我们现在讨论中国模式实际上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力》这本书不是专门讲中国模式，而是要回答如何建立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的理论体系，我觉得这个理论体系始终没有建立起来。其实，这个理论体系也很简单，就是把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三个30年的圈画圆，1919年到1949年、1949年到1979年、79年到现在，这三个阶段是一以贯之、有内在逻辑联系的历史阶段，但是在理论界基本是隔离开来的，没有彻底讲清楚。对其看法很多，如中国新左派认为30年改革开放是否定、背叛了1979年以前我们坚守的社会主义道路，所谓的自由派认为1949年的革命是错误的、不应该有的，因为今天搞改革就是否定过去的革命。

总而言之，我们的理论界并没有把这三个阶段建成一以贯之的体系，而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有非常严密的内在联系的历史发展过程，出于这个原因，我和新西兰《中文先驱报》主编文扬合写了《中国力》，目的就是想把这三个阶段讲清楚。我今天重点讲解第一、第三阶段，第三个阶段着重讲中国模式的特点。

1919年到1949年：完成现代建国 

关于1949年建国的解读有很多，西方认为是在苏俄的支持下共产主义在中国取得成功，全球的多米诺骨牌倒塌了，中国赤化变成了共产主义国家；国民党认为是苏俄扶持了中共，在中国建立了政权；我们党建领域很多人认为是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这些都不够准确，我们在《中国力》这本书中认为，从1919年到1949年这个阶段就是两个过程，一是以共和的形式重建中央集权，二是以中央集权的形式创建现代民主国家，这是一体两面的过程。这个过程主要是要成立一个“现代国家”的概念，中国五千年的文明、两千多年君主专制的历史，但严格说来，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是从1949年算起的。现代国家的含义是什么？就是民主国家。在西方，17世纪欧洲基本形成了民主国家，而中国在清王朝崩溃之前是一个古代国家，不是一个真正的现代国家，从清朝晚期一直到1949年，中国是在摸索怎么建立一个现代国家，而真正完成现代国家的时间是1949年。

经历了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整个清王朝形成了外重内轻、强枝弱干的局面，中央朝廷衰落、地方政治势力扩大。清王朝的统治中心在19世纪70年代，中兴大臣左宗堂、曾国藩、李鸿章都是汉人，各省总督已经做大，满族作为一个很少数的民族已经很难驾驭整个中国了。中央权力到了1900年就是义和团的时候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东南互保”事件标志着清王朝已经崩溃，各省完全脱离中央政府，清王朝作为一个国家对内的主权已经不完整了。1911年爆发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不是一个下层社会推翻上层社会的革命，也不是一个新的经济政治制度取代旧的制度的革命，而是各省向中央宣布独立的革命。辛亥革命造成中国彻底崩溃，不再是完整的国家。后来虽然建立民国，但民国不是真正的现代国家，只是一个形式。因为当时辛亥革命模仿的是法国的共和体制，首先共和就没有皇帝了；其次，这个中央政权是各省选出来的，不是老百姓选出来的，这在所有现代国家里面都是不存在的，西方的议会制度、联邦制度、单一制的国家都不是这样。现代国家的特点是中央政权必须建立在每个公民的个体上面，而不是建立在省上面。所以，民国严格说来是一个没有主权的国家，主权在各省。

中国从秦汉开始到清朝，采取的是君主制形式的中央集权制。辛亥革命推翻了这个君主制形式的中央集权制度之后，并没有建立起一个以共和形式的中央集权制度，而建立现代国家的前提是要有中央集权国家。中国是单一制国家，中央政权能够深入到全国每个公民、每个村落、每个街道等各个阶层，而这部分没有完成导致后来的北伐革命。关于北伐革命，一般人认为是讨伐北洋军阀、打击封建，这是不准确的。严格说来，北伐要解决的就是中国的统一问题，北伐宣言的口号就是统一政府万岁，就是建立统一的国家，但北伐最终没有完成这个任务。蒋介石是名义上统一了中国，但实际上由于本身力量不够，无法实现主权，所以没有建立现代国家。

所有现代民主国家建立的途径都是通过战争，没有一个反侵略的独立战争，中国是无法建立现代国家的。我们从“九一八”到1945年的整个抗日战争，实际上是现代中国建立的一个最关键的过程。抗日战争解决了几个问题：一是通过抗战把整个军队统一起来了。国民党通过抗战把桂系、山西、四川甚至共产党军队统一到国民革命军上，在形式上统一了军队，把国家的权力通过抗战统一起来。二是通过抗战，中国获得国际社会承认。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并没有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但是由于抗日战争，世界列强认为中国是亚洲一强，当时蒋介石是远东地区抗日战争的最高司令官，1945年抗战结束以后，中国成为联合国的创始国、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这些表明，中国的抗日战争以后，在国际上某种程度上有了自己的主权，而国民党政权也确实比抗战以前大大扩大了。所以到1945年，中国作为现代民主主义国家已经具备了雏形。但是国民党最终没有完成现代建国，最终现代建国是由中国共产党完成的。

为什么国民党没有完成民主建国呢？他有三个缺陷：一是没有解决土地问题。国民党政权始终没有解决老百姓的土地问题，土地兼并没解决，中国传统的农村和城市的矛盾、无地农民和有地地主之间的矛盾很厉害，而当时中国90%的人口是农民，没有解决土地问题就无法凝聚农村人口，所以国民党始终没有把自己的政权深入到基层。国民党的权力没有深入到基层，他就无法把老百姓团结起来、凝聚起来，所以他最后输给了共产党。二是没有实质统一。当时国民党真正统一的只有长江中下游几个省，没有实质上的统一。三是对外主权不完整。尽管当时的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成员之一，但英国的军舰、炮舰还在长江任意航行，一个有完整主权的国家是不允许任何国家的军舰在自己河流里面开的，这个问题不解决，国民党的政权就缺乏合法性，没有国家主权老百姓对你就不信任。这三个原因导致了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中由谁来建国这个问题上，最后是共产党取得成功。

所以，从1919年到1949年期间是共产党建国的历史过程。我们强调这个过程是一个以中央为主、以共和的形式重建中央集权的形式。1919年以前是君主制的中央集权的国家，而1949年是共和形式建立起来的单一制的国家，这里单一制和中央集权是一个含义。

最后我们想说明一个问题，中国的社会精英借用了共产主义的理论完成了现代建国。在这个问题上，意识形态是第二位的，而民主建国是第一位的，所以不是简单把1949年建国看成是共产主义在中国取得了胜利。有比较明显的标志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一个是1949年前夕，毛泽东在英国路透社记者答记者问中，当记者说“你是一个比较综合的共产主义者”时，毛泽东回答说“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其次才是共产党，才是共产主义者，我的最终使命是要国富民强。”中国共产党从西方引进了马克思主义，但是他的根本任务是建国。二是1949年宣布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而不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了”。所以，民主主义、民主建国是1949年建国的本质。

1949年到1979年：准战争状态

从1949年到1979年这个阶段，老百姓的生活水平确实有提高，但还非常困难，也走了很多弯路。这个阶段的问题已经讲得很多，我们要补充一个大家都忽略的问题。严格说来，1949年到1979年不是一个真正的和平年代，而是处于一种准战争状态，主要有几个根据。

首先，大陆和台湾的战争没有结束。金门是1978年才停止炮击，台湾是80年以后才停止炮击。台湾派出的黑帮轰炸队飞到大陆进行侦查持续了二十年的时间，也是到1974年中期。所以在这个期间，中国和台湾处于战争状态，只是没有打起来。

同时，苏联和美国都对中国采取战争威胁，我们也处于备战状态。

所以，中国共产党优先建立现代国防工业体系，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采取了残酷的手段，不管民生问题，用占了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三十几去搞军工工业、两弹一星，把解决中国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作为重点。前三十年民生问题解决不了，1949年到1979年民生基本没有什么变化，当时是用高积累的方式把资金放在国防和重工业上面去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选择。因为这个阶段，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如此，虽然没有热战，但处于一种被人威胁的状态，不得不防备，所以随时处于备战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