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大幅削减开支并非应对危机之良方,这次危机与“福利国家的终结”也没有什么关系。诚然,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都有更为优厚的社会福利,且政府开支也高于美国政府。但现在处于危机之中的那些欧洲国家,在福利方面并不高于那些经济运行良好的欧洲国家。数据显示,“欧猪五国”福利开支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低于德国,更远远低于瑞典。而且在拥有巨额债务负担的国家中,没有一个通过削减开支重新得到金融市场的青睐。例如爱尔兰是欧洲的好孩子,在债务问题采取了严酷的财政紧缩政策,结果失业率攀升至14%,债券的利率却依然高达8%,比意大利还糟糕。
其次,债务问题与融资成本不能混为一谈。放眼全球你会看到,决定利率的最大因素并不是政府债务的水平,而是其是否能够以本国货币筹款。日本的债务问题比意大利严重得多,但日本为长期债券只需要支付1%左右的利息,而意大利为7%。英国的财政前景看上去比西班牙糟糕得多,然而英国能够以稍高于2%的利率获得资金,而西班牙支付的利率却接近6%。正是由于采用欧元,西班牙与意大利实际上丧失了本国货币的灵活性。欧元区国家即使在紧急情况下也不能印发货币,其资金供应的中断是保留自己货币的国家不曾遇到的难题,所以才有了如今的危机恶化。
最后,创建欧洲共同体单一货币的理念,背后与众多社会思潮相交织。美国的保守派为此叫好,他们认为欧元是仅次于恢复金本位的最好方式;英国左派为此叫好,他们认为这是迈向社会民主式的欧洲的一大步。然而,英国保守派却反对这种想法,美国自由主义者更是对欧元表示怀疑,我想补充的是,他们的担心不无道理——如果一个国家无法独立运用货币及财政政策抗击经济衰退,后果会怎么样?
【短评】
保罗 克鲁格曼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其研究领域包括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等等。作为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创立人,他对于危机见解独到批评犀利,点出经济政策从来就不单纯是技术工作,还应重视其背后的政治和社会思潮。
欧债问题表面上是债务危机,本质上却是欧元危机:单一货币,让各国丧失了灵活应对赤字和衰退的能力。而缺乏统一的财政制度,使成员国在失去传统应对方法的同时又难以获得新手段。最关键的是,设计时统一货币的好处并没有自然到来。当年欧元的诞生成就了蒙代尔等一批政策建议者,但建立统一市场以促进区域间劳动力流动等期望,现在看来有些想当然了。
本栏目连续两期选取了关于美国复苏和欧洲走向的文章,因为这两大经济体对中国的影响最为直接。而且危机时暴露的问题,有利于深入理解经济系统日常的运行。睫在眼前常不见,原来一个统一的货币政策,在应对危机时会有这么多掣肘;而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和经济起落的不同步,中国比欧洲更甚。宏观调控对不同地区影响有何差别,相应怎样搭配财政政策,如何影响不同人群的福利,这些都是值得辩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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