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今年的收成，张克银说效益确实挺好。而对于副镇长雷涛这样的基层干部而言，改种的效益不仅仅在经济方面，更关键的是传统习惯种植棉花需水量很大，而葡萄具有天然的植物节水性质，符合当下节水战略需要。“政府对改种葡萄的农民实行补贴，一亩地补助1000多块。因为完全依靠农民自身的力量来节水是不可持续的。” 雷涛说。
除了传统种植习惯，莫高镇党委副书记告守国认为农民最初抵制节水还出自“成本考虑”，他告诉本刊，“以温室滴灌技术为例，每亩地在节水后，成本平均增加了150到200元左右”。
“当时节水设施全是老百姓自己掏钱，直到2007年，在国家单项节水工程的带动下，从国家、省、市三级都明确了配套资金，政府终于砸重金为节水示范做补贴。在政府对老百姓‘莫掏一分钱’的承诺下，一些农户开始接受节水设备。”告守国说。
“设备全是公家掏钱，老百姓只要出人工。”莫高镇农户王克仁指着自家温室用的滴灌节水设备告诉本刊记者，政府还派来节水公司的技术人员帮着修建。
“补贴只是鼓励大家开始节水。”王克仁说，对示范点的农户来说，这几年把节水坚持下来的真正原因是节水后的实际收益。“我们对温室的积极性特别高。节水后，温室单方水的产值由19.9元提高到43.1元，大家都感到意外。”
据统计测算，采用节水技术的农户们，葡萄单方水产值由16.8元提高到29.5元，大枣单方水产值由8.4元提高到29.5元。农户们尝到了真正的甜头，节水设施的推广才有了起色。2009年开始，莫高镇成立了高效节水园区的核心区域，目前已经有1000多户农户参与其中。敦煌市也围绕这个核心区建立起一个万亩高效节水园区。
节水、调水哪个更迫切
敦煌的水危机求解，显然答案不能满足于一万亩节水园区的示范效应。
数据依然严峻：地下水位持续下降，1975年以来敦煌绿洲地下水位累计下降10.77米，近年来更以每年约0.24米的速度下降。水位下降带来敦煌湿地萎缩，多条河流干枯。
“现在需要覆盖整体的节水工程。”邓巍说，敦煌的灌溉面积是44.72万亩，经过多年断断续续地做农业节水，现有节水灌溉面积包含高效节水园区在内仍只有10多万亩。“只有把农业节水范围继续扩大，敦煌水危机才有化解的可能。”
在外围的舆论中，很多人把解决敦煌水危机的希望寄托于“引哈济党”工程，即把发源于青藏高原的大哈尔腾河的水引入党河。这一跨流域调水的设想起源于上世纪50年代，近年来，呼声尤为强烈，有一种说法是因其耗资巨大，迟迟未获审批。
邓巍坦言，调水工程确是敦煌最需要的，但国家的思路是先节水，再调水，只有水资源利用率提高了，才考虑利用外来水资源。所以，农业节水工程依然是重中之重。
幸运的是，眼下敦煌的节水推广至少“不差钱”。据本刊记者从敦煌水利局拿到的规划书显示，这一规划总投资47.22亿元，将分批投入到水资源配置保障、月牙泉恢复补水工程等八个部分的建设中。其中，敦煌灌区节水工程改造的投资匡算在16.468亿，约占总投资的34%。
这16亿多的投资中，首先将拿出10亿元对断流多年的疏勒河进行节水改造。疏勒河作为敦煌水系的最初源头，曾经水源充沛。1950年代，党河、疏勒河在玉门关汇合。此后，伴随大型水利建设的铺开，疏勒河逐渐断流。眼下通过解决疏勒河干流主灌区的节水改造，将有望在2015年实现疏勒河每年向下游放水7800万立方米的计划。
对敦煌而言，节水工程的终极目标是让敦煌的地下水位逐年恢复。“这一目标能否实现，月牙泉水位是晴雨表。”邓巍说，节水工程完成后，到2020年，月牙泉的水位将恢复保持在2米以上。届时，月牙泉就不再需要人工渗水措施，人们将观赏到天然的月牙泉。
有了以中央投资为主的47.22亿元作为资金支撑，敦煌水危机的化解前景乐观。然而，在浩大的节水工程完成前，当下敦煌的水资源仍无力支撑现有的发展，只能根据地下水的资源量，谨慎地、适当地开采。
“引哈济党”工程的项目建议书将在2011年底上报中央审批。按照最稳妥的规划，调水工程将从2013年开始建设。工程完成后，每年从大哈尔腾河输送给敦煌的水是8350万方。
“调水的目的不是为了大规模地发展、建设，而是为了恢复我们的生态。”邓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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