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倡廉 “我们决不当李自成”——学习毛泽东关于“两个务必”的论述

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告诫。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领导人一以贯之地反复重申“两个务必”。党的十七大报告又一次强调：全党同志“一定要戒骄戒躁、艰苦奋斗”。

一针切中时弊的“预防针”

1949年3月5日至3月13日，在“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和黑暗的中国）进行战略决战、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关键时候，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主席在这次会议上作了报告和总结。

毛泽东在3月5日的报告中指出：“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毛泽东在3月13日的总结中指出：“不要把毛与马、恩、列、斯并列起来。……我们请他们来不是做陪客的，而是做先生的，我们做学生。……我们还是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店好。”

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七届二中全会作出了六条自律规定：不作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并列。

1949年3月23日即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七届二中全会新闻的当天，中共中央机关由西柏坡进驻北平即北京。出发以前，毛泽东既兴高采烈又意味深长地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周恩来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星移斗转60年，神州沧桑喜亦忧；“两个务必”的告诫一直没有过时，至今依然富有现实的针对性和重要的指导性。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面对国际上一方面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另一方面反华势力对我国加紧推行“和平演变”和西化、分化战略图谋的大背景；面对国内“九个多样化”（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分配方式、生活方式、利益关系和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道德观念都日趋多样化）的大环境；面对党内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自由主义和自吹自擂、浮躁浮华、浪费奢靡等歪风邪气屡禁屡犯的侵蚀和干扰；面对社会上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等腐败丑恶现象沉渣泛起的冲击和诱惑；我们每一个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都没有“红色保险箱”。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复杂；天上掉不下馅饼，地上少不了有陷阱；世上没有后悔药，人间确有预防针——“两个务必”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拒腐防变，“决不当李自成”的最有效的“预防针”。

一位由兴而亡的悲剧人物

1944年3月19日至3月22日，著名的文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郭沫若，在重庆（国民党政府所在地）的《新华日报》（中国共产党当时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的报纸）上，发表了名震华夏的《甲申三百年祭》，共连载四天。在这篇约两万字的史论力作中，郭沫若根据确凿的史实，一方面深刻剖析了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在于“内部已腐败不堪”，指出“无论是饥荒或盗贼，事实上都是政治所促成的”。另一方面，郭沫若对于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军首领人物的功罪始末作了客观的评价，指出他们之所以成功，是实行“欲取天下以人心为本”的结果；他们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胜利以后骄傲、腐化从而又失去人心的结局；“这无论怎么说都是一场大悲剧。李自成自然是一位悲剧的主人”。

远在陕北延安（中共中央所在地）的毛泽东在收阅《甲申三百年祭》全文以后，敏锐地认识到该文对于中国共产党人的兴衰成败具有既现实又长远、既鲜明又重大的针对性和指导性，立即指示全党认真学习。于是，延安《解放日报》（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报）在1944年4月18日和4月19日用大版篇幅，分两次转载了全文；并配发了一千多字的“编者按”。同年5月以后，陕甘宁等革命根据地还陆续出版发行了《甲申三百年祭》单行本。6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又联合发出通知，号召全党全军的党员和干部认真学习该文，明确要求“首先是高级领导同志，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与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党国，德高望重，必须永远保持清醒与学习的态度，千万不可冲昏头脑，忘其所以，重蹈李自成的覆辙”。同时，《甲申三百年祭》被定为整风学习文件之一，在全党掀起了学习该文的热潮。1945年7月4日，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窑洞，又与党外民主人士黄炎培畅谈了“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和“罪己者兴，罪人者亡”的“兴亡因果率”。

李自成生于1606年，陕西延安府米脂（今陕西省榆林市米脂县）人，出身农民家庭，童年时曾给地主放羊，干过驿卒。他于明朝崇祯二年（1629年）参加农民起义，勇猛而有谋略，成为闯王高迎祥的干将。在1636年高迎祥牺牲以后，李自成继称闯王。李自成采纳和实行了李岩提出的“欲取天下以人心为本”的主张和“均田免赋，平买平卖，不淫妇女，不杀无辜，不掠资财”等口号，获得广大民众“盼闯王，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的拥戴。到1644年正月，李自成终于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大顺朝，年号永昌；同年3月19日攻克北京，推翻了明朝。但是，仅仅四十天以后，他就于4月29日仓皇败离北京，被已经投降清军的吴三桂紧紧追杀，损兵折将，自己也受了箭伤；后来于1645年9月在湖北境内被地主武装杀害，年仅39岁。

酿成李自成悲剧的原因在于，起义军攻下北京城以后，沉沦于骄奢淫逸了。丞相牛金星忙的是筹备登基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收受贿赂。将军刘宗敏忙的是拶挟降官，搜刮横财，严刑杀人，花天酒地。官兵们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以为天下太平了，对于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多尔衮及其清军，似乎全不在意，仅仅派了八千人去镇守山海关，而几十万官兵却屯积在京城里享乐。尽管平时可以令行禁止，但是在大家都陶醉了的时候，刘宗敏竟变得“杀人无虚日”。刘宗敏为了霸占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竟把吴三桂的父亲吴襄绑来，并“拷掠酷甚”；还对李自成说什么“皇帝之权归汝，拷掠之威归我，无烦言也。”从而，“上梁不正下梁歪”，起义军官兵杀人纵火、抢掠民财、凌辱房东、轮奸妇女等事件接连不断。当然，也有像李岩这样头脑清醒的人。但是，坐在皇宫金殿上的李自成，已经变得沾沾自喜于“永昌皇帝万岁”的欢呼声，不能纳谏了。每当李岩劝谏“申禁将士，宽恤民力，以收人心”，他竟“毫不介意”。后来，李自成又听信牛金星的谗言，诛杀了李岩，由此引发起义军队伍解体，自己也英年早逝。

李自成及其农民起义军反败为胜、由兴而亡的演变和悲剧，无疑又一次警示人们：“生于忧患，失败是成功之母；死于安乐，成功是失败之父”这个千百年来的历史法则和辩证法，是多么地严正无情而又富有哲理啊！

一个继往开来的战略思想

从“两个务必”，到“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毛泽东的告诫，言简意赅，深谋远虑，不仅表达了老一辈革命家的坚强意志和高风亮节，而且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反对腐败堕落、保持勤政廉洁的战略思想。我们把毛泽东的告诫，与李自成农民起义军由兴而亡的两个致命病症（骄傲浮躁、享乐腐化）作对照，就足见“两个务必”告诫的针对性是多么及时、多么重要啊！

例如，1952年2月10日伏法的中共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原任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和天津地委书记（原任天津专区专员）张子善，就是李自成式的人物。他俩都是30年代初期入党，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负伤立功的领导干部；但是，在建国执政以后居功自傲，贪图享乐，利用职权贪污盗用公款，在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面前打了败仗，蜕变成了党和人民的罪人。当年，刘青山就曾经口出狂言：“老子拼命打了天下，享受些又怎么样！”“我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天津地区的具体化”。张子善也狂妄地以“英明领袖张专员”自居。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在“进京赶考”、建国执政以后惩治腐败的“第一枪”，在当时确实产生了振聋发聩、壮士扼腕的强烈反响，并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保持了防微杜渐、扶正祛邪的良好效果，所谓“杀了两个人，管了几十年”。

毛泽东等老一辈共产党人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始终同人民群众心连心。他们认为，共产党是鱼，老百姓是水；水里可以没有鱼，鱼却是永远也离不开水。令人更加难忘的是，他们“说得到，做得到，全心全意为着人民立功劳”，赢得人民群众衷心歌唱“社会主义好”、“共产党好”。例如，毛泽东坚辞不受“大元帅”军衔。他1965年5月22日至29日“重上井冈山”七天，离开时执意按照每天2.50元的标准，向宾馆结帐交纳了17.50元伙食费（工作人员按照每人每天1.50元交纳）。他建国后几十年直至逝世前穿的两件睡衣，分别缝了补钉67块和59块。毛泽东说：“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共产党的干部要杜绝贪污腐化，不能多吃多占。”“没条件讲究的时候不讲究，这一条好做到。经济发展了，有条件讲究仍然约束自己不讲究，这一条难做到。共产党人就是要做难做到的事。”再如，周恩来几次坚持取消有关部门和民主党派推荐夫人邓颖超担任政府部长职务；坚持使用国产的汽车、手表、衣服等国货。他说：“我作为总理，代表着中国人的脸孔，中国人的骨气。只要我们国家能够生产的，我就要用国货”；这“涉及到一个国家的尊严”。又如，在国民经济困难时期，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还把自己的工资由行政一级每月579元，主动下调至行政三级每月404.80元。

如今，有些领导干部包括一些高级干部，却背离甚至抛弃了“两个务必”等优良传统和作风。他们惯于“歪嘴和尚念经”，善于“拉大旗作虎皮”，敢于“挂羊头卖狗肉”；一方面以“改革功臣”自居、打着“发展”的旗号搞腐败，另一方面又拒绝批评、打着“稳定”的旗号压制反腐败；一方面对于急需“雪中送炭”的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群众无动于衷或者言不由衷，另一方面却热衷于“锦上添花”而不惜劳民伤财（其实有些是“锦上添草”、“画蛇添足”和“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豆腐渣工程”），热衷于个人和小集团的既得利益和升官发财，甚至习以为常、恬不知耻地用民脂公款和国有资产吃喝玩乐、一掷千金。他们一方面阳奉阴违，“口言善而身行恶”，另一方面又讳疾忌医，“老虎屁股摸不得”，甚至报复迫害举报人。这样屡禁不止、屡见不鲜的人和事，怎能不引发老百姓触目惊心、深恶痛绝而怨声载道呢？怎能不令人忧患呢？

正反两个方面的史实和现实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只有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真正做到“两个务必”，共产党员才能防止由人民公仆蜕化为新时期的人民公贼甚至人民公敌；中国共产党才能一代一代地继往开来，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一场尚未完成的艰难考试

以史为鉴，温故知新。改革开放以来，从王宝森、胡长清、王怀忠、成克杰和郑筱萸，到陈希同、李嘉廷、程维高、田凤山和陈良宇等人，尽管曾经翻云覆雨，风光一时，实质上都无异于“当代的李自成”。1991年原苏联共产党在执政70多年以后垮台，更是殷鉴不远。因此，对于执政刚刚60年的中国共产党来说，现在还不能轻言“胜利”和“成功”，还面临着许多挑战、风险即艰难的考试，既没有理由骄傲自满，更没有理由奢侈享乐。

2002年12月6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六大闭幕以后不久，就带领中央书记处的同志到西柏坡学习考察，郑重地向全党发出了牢记“两个务必”的号召；强调“关键是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首先是高级干部要率先垂范。”这真是一语中的！他完整地读了毛泽东关于“两个务必”的长段论述。他指出：这段论述的重要思想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我们决不能自满，决不能懈怠，决不能停滞。成绩越大，喝彩声越多，我们越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我们党是靠艰苦奋斗起家的，也是靠艰苦奋斗发展壮大、成就伟业的。……越是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要弘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即使将来我们的国家发达了，人民的生活富裕了，艰苦奋斗的精神也不能丢。那种认为艰苦奋斗是老一套，已经过时了的想法是错误的，也是很有害的。”“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党要带领人民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是这场考试的继续。”我们一定要“在这场考试中经受考验，努力交出优异的答卷。”

2006年10月22日，胡锦涛同志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又强调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长征。”要“保持和发扬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拚命精神，沿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把革命前辈开创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不断描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图景！”

“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进京赶考”尚未完成，全党同志仍须努力！只有扶正祛邪，才能与时俱进；只有“两个务必”，才能获得民心。为了始终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为了无数革命先烈和仁人志士的鲜血不能白流，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要以“两个务必”的实际行动，兑现“我们决不当李自成”的庄严宣言和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