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公共政策是怎么制定的？（2）

（二）心理分析与政策制定的立场不同

心理分析普遍以个人主义作为研究的基础，即分析重点放在对人类个体的研究上，但这并不意味着学术研究的统一，相反却存在着许多不同的心理分析模式和学派。Toulmin认为心理分析领域被分为许多学派的原因是缺少一种跨越各分支的总的宗旨，没有这样一种普遍的哲学理念，就很难在社会和行为科学中达成共识的“劳动分工”。他描述这一过程为：每个学派都努力推进自己的地位，在使自己的方法论显得更重要的同时质疑其他学派，把自己的研究领域越扩越大，使其覆盖面更广，同时希望其他学派的缺陷尽快暴露。［2］

而在政府的决策者制定公共政策的过程中，虽然存在着不同领域的政策分析学派，但所有政策制定的出发点却都是为了解决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和冲突，并达到协调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满足最大范围的公众需求的目的。正是由于心理分析往往只注重一个方面，而政策制定则要考虑多方立场，因此导致心理分析的成果很难应用于政策的制定过程，也使政策制定者认为它是一门缺乏实用性的分析方法。

政策制定者通常需要通过对公众的心理分析为其提供一种明确的使社会问题得以解决的方法，而归属于社会科学的公众心理分析则始终会避免这样一种“终结性的决定”，同时随着理论和方法论的不断深化，反而会衍生出许多其他问题，这自然不能满足政策制定的需求。

因此，存在分歧的社会科学很难催生出需要综合考虑各方因素的公共政策，既然社会科学不能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具体解决方案，人们就会期望通过广泛的设计调查以测试评估公共政策。但在20世纪70年代社会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从事的“什么使社会研究对公共政策更有意义”的研究中，双方存在很大的分歧，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政策制定者会过多考虑政治因素而低估科学因素。各学派主要的分歧是在决策者判定什么是有用的时候，过多考虑了政治因素而低估了科学因素。

由此可见，心理分析与政策制定的立场不同，成为了制约心理分析对政策制定产生影响的又一原因。因为不同学派分析同一个社会问题会有不同的见解和解决方式，因此采用哪种心理分析的方法来辅助某项政策的制定就变得非常重要。政策制定者在制定政策过程中如果采用心理分析就必须要充分考虑这个因素。

二、美国公共政策制定心理分析的兴起及其原因

1973年以来，美国心理学协会重申必须找到一种向公共政策制定领域输出心理分析的理论和方法的观点，这既是为了寻求人类福祉，也是为了使理论更具有生命力。虽然应该由哪些心理学家，向谁提供哪些心理分析方法，一直在心理学界争论不休，但心理分析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越来越大，政府部门的政策制定者也越来越多地参考心理分析的结果，以使政策的制定更具有针对性和人性化。导致这一领域的研究开始兴起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滞胀”阶段的社会现实使政策制定者更加注重心理分析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进入“滞胀”阶段，人们的生活与工作均受到极大影响，心理落差和失衡导致了种种社会问题的凸现。同时，环境污染、能源危机等也迫使各国政府不得不通过提高政策制定能力，来化解社会的危机。面对亟待解决的一些难题，政府在制定和出台新的社会保障等政策时，更加迫切需要利用心理分析的结果为政策制定提供意见和建议。同时，美国不再以公共财政全力支持科学发展，而是对纯基础理论的研究采取有限资源供应和有限财政支持，所以心理分析也开始更多地将研究对象放在了涉及面尽可能多的受众群体上，进行更加具有实用性的研究，因此对公共政策的制定影响也逐步加深了。

（二）心理分析开始逐渐抛弃静态、孤立的个体研究倾向

静态、孤立的个体研究倾向曾经是制约心理分析影响政策制定的主要原因，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这一问题开始得以缓解，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孤立的个人如同一个破产的公司”的假设。心理分析领域强调人与环境的互动。此外，方法论和统计工具的进步也使许多早年并不实用的心理分析研究成果能够在实践中加以运用了。

这一阶段许多公共政策研究学者和心理学家发表了诸多关于心理分析影响政策制定的理论文章。最具代表性的是Bauer和Brayfield的观点。他们的研究重点主要有两个：一是理解政策过程本身，二是将心理分析的结果作为建议提供给各类政策制定者。此外，他们认为公共政策的制定不可避免地要运用到心理分析，是因为公共政策直接与心理学发展和构成有关，这一观点在专门研究心理学对公共政策影响的学派中得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