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谨防经济社会政治运行趋向封闭

从经济上看，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就是通过把经济过程开放给社会各个群体而取得的。但是近年来，经济过程变得越来越封闭，从早期的包容式发展转变成为排他式发展。既得利益倾向于垄断经济过程，经济发展的好处大都流向了少数人，大多数人很难从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分享到利益。这使得收入分配差异越来越严重，基本社会正义严重缺失。

从政治上看，经济改革已经导致了社会的巨大变迁，最显著的是新兴社会力量的崛起。新兴社会力量的作用尽管首先表现在经济社会领域，但其必然具有政治性。如何面对新兴社会力量？这需要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这种改革在1990年代已经迈出了很大的一步。由于民营企业的崛起，国家便修改宪法和法律，保障私有财产。同时执政党实行开放政策，容许民营企业家加入共产党。这一制度调整，大幅扩大了执政党的执政基础。

但是此后，这方面的进步就不是很大。针对越来越多元的社会利益，不仅没有再进一步开放政治过程，让更多的社会阶层参与进来，反而实行强化政治控制的做法，把相当一部分社会力量排除在政治过程之外。

保持体制的开放性与包容性

中共领导层开始强调“社会管理”，这非常重要。“社会管理”就是 要建设社会秩序，保障社会秩序。如果这种社会秩序是继续1990年代的路径，通过进一步的政治开放来吸纳更多的新兴社会力量进入政治过程，就会是里程碑式的政治进步。这种自上而下的政治开放，就会满足新兴社会力量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要求。同时，这两种力量的结合会造就巨大的动力，促成体制的可 持续的开放性。只有维持体制的可持续 的开放性，中国各方面的发展才会保持 包容性，而避免排他性和封闭性。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开放性可以促成社会对政府的制约和约束。如何约束政府是任何一个社会都面临的问题。在多党制国家，通过反对党制度来约束执政党。中国没有反对党制度，而各级政府又很难做到自我约束，就必须建立机制，让社会来约束政府。

前些年，中国领导层提出“不折腾”的口号，得到民众的广泛认同，因为人民需要生活，社会需要秩序和稳定。实际上，“不折腾”历来就是中国社会对政府提出的一贯要求，历代皇朝对此也有非常深刻的认识，；因此才有诸如“无为而治”、“休养生息”、“藏富于民”等等政策，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

可惜的是，这些年来，一些地方政府从来没有停止过对社会、对人民的“折腾”。对他们来说，“不折腾”只意味着社会、人民不要找政府的麻烦。这体现在各个方面。例如拆迁。有官员甚至要“拆出一个新中国”来。全国各地，到处搞拆迁。一些老百姓好不容易修了房，想过安稳的日子，政府官员就过来要拆掉房子。用暴力手段“折腾”人民甚至已经成为地方官员的习惯。例如住房。任何入都需要居住所，但地方官员都千方百计地从房地产获得暴利，使得老百姓买不起房。想一想，这些年来积累起来的民怨，哪一项和地方政府的作为没有关联？

更为严重的是，对一些政府官员来说，“不折腾”已经成为“不改革”的代名词或者辩辞。健全的社会秩序需要社会改革和社会制度的建设。党政官员只对建设经济秩序有兴趣，而有意无意地忽视社会秩序建设，甚至用经济秩序取代社会秩序，结果演变成为人们所看到的兴盛不衰的GDP主义。不难理解，中国社会制度建设的各个方面，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住房等等，都远远落后于经济的发展。

中国该如何建设社会秩序

中国的社会秩序建设至少要满足如下三个条件。第一，要给社会松绑，让社会成长。所谓社会秩序首先必须有社会。给社会空间，让社会成长才能形成一种自觉的社会秩序。没有这样一种自觉的秩序，无论怎样的自上而下的制度都是没有社会基础的；最强大的国家力量或者行政力量，都难以维持社会的稳定。

第二，要进行意在保障社会基本权利和正义的、自上而下的社会制度建设。所谓的公民权都是国家层面的，中央政府必须负有社会制度建设的责任。没有国家层面的制度建设，无论怎样的地方建设都难以达致公民权的实现。社会建设需要国家统一全盘的考虑。

第三，要有自下而上的社会参与。没有社会参与，一个国家的政治过程就会被少数既得利益者所操纵，演变成一个封闭和排他的过程。没有社会的参与，也很难构成社会对政府的制约，政府内部的腐败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