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走向民富优先（2）

贫富差距的形成有多方面原因。重要的是，它与总量导向的经济增长方式相联系。客观地看，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具有明显的国富优先发展特征。具体表现在“三个快于”：一是GDP增长长期快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二是国家财政增长长期快于GDP增长。三是国有资本扩张长期快于GDP增长。这“三个快于”使资本的收益快于劳动收益，使国家的生产能力快于居民的消费能力。应当说，国富优先是一种过渡性的增长方式。它有其历史贡献，对尽快改变短缺状态、解决社会温饱问题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问题在于，如果不实现国富优先向民富优先的转型，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难以扭转，投资消费失衡的矛盾难以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失衡的局面也难以改变。

3. 以民富优先奠定共同富裕的基础。在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呈现扩大的趋势下，提出“民富优先”，就是要解决两个基本性问题：第一，着力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使之成为重要的消费主体。例如，农民工市民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保障性住房等。第二，通过调整国家与社会财富的分配格局，提高国民收入水平。把这两个问题解决好，才能为实现共同富裕创造条件、奠定基础。

二、走向民富优先，推进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

走向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重要的在于提升城乡居民的消费能力，使国内消费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正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的：“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把扩大内需的重点更多放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发展服务业、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上来”。

1. 以民富优先释放社会消费潜力。“十二五”我国的消费潜力释放正处在重要的历史起点。从现实情况看：一是城市化正处于加快推进中。城市是重要的消费载体。未来10年，10%～15%的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将释放巨大的消费规模。麦肯锡公司的一份报告指出，按照目前的城市化发展趋势，我国的“城市消费量在2008年到2025年的增量，就足以创造一个相当于2007年德国市场总规模的新市场”。二是服务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未来10年，服务业占比提高15～20个百分点，意味着消费市场规模的扩大。三是2020年基本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助于明显改善居民的消费预期。根据世界26个主要国家的历史数据，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每提高1个百分点，居民消费率将增加0.2个百分点。

2. 以民富优先助推中低收入群体成为消费主体。以城乡差距为例：首先，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这不仅有助于释放2.3万亿农民工的消费需求，还能够拉动相关的投资。有研究表明，每转移一个农民工，大概需要10万元的投资 。如果每年能有效地转移1000万农民工，由此带来的投资规模不低于1万亿元。其次，提高广大农民的收入水平，将释放巨大的农村消费潜力。以2009年数据估算，如果农村居民人均消费占城镇居民平均消费水平的60%，达到全国平均消费水平，按6.7亿农村人口测算，新增年消费规模将超过3.6万亿元。

3. 以民富优先实现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这里，有两个基本判断：第一，“十二五”有可能初步实现从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的转型。这里讲的“初步”，即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使最终消费从48%提高到55%左右，使居民消费率从35%提高到45%左右。我认为，实现这个目标关键在于两条：一是相关政策调整和改革要到位，如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二是迫切需要把提高消费率作为“十二五”政府的重要约束性目标。第二，未来10年，基本实现消费主导的目标，即最终消费率提高到60%左右，资本形成率降低到40%左右。由此，将为实现8%的增长提供重要支撑，并将使我国的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当然，实现这一目标，在于毫不动摇地坚持“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并加快以民富优先为导向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