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过度监管损害百姓利益（2）

《南风窗》记者的跑到湖北省监利县一个农村，那里可以进行水产养殖、尽管有机会创业致富，可是没有资金，因为资金的需求很高。另一方面尽管当地的农民没有多少钱但是从老年人到青年人还是有不少的人有投资的需要。尤其是老农民的养老问题挑战是非常大的。所以投资需求一方面是很多，另一方面需要资金的人也很多。但这两边没有办法撮合进行交易。不管怎么样，06年的时候这个村子的农民成立了一个“老年人”协会，主要的目的是跟养老基金会是一回事。它基本的情况是让每一个农民可以入股。06年吸收的股金是27.2万，一直到09年都有分红，09年入股的老年人分红650块钱，10年是600块钱。我知道这种分红以北京的物价水平来看是非常少的，吃不了一顿午饭和晚餐的。但对这些农民来说，500块钱、600块钱的意义非常大。比如说村委会75岁的守门的老人，他独居在村委会的宿舍里，去年的收入是低保金600元，村委会的工资2000元，加上基金会500块钱的分红。可以看到500块钱相当于他一年1/6左右的年收入。这个比重是非常高的。

所以养老基金会的好处这么明显，一方面可以投放到本地加强农民的就业机会，让更多人创业，这实际上更有利于社会和谐，我老家在湖南，当地很多的农民年轻的父母都外出打工了，留下了自己的子女跟爷爷奶奶在一起。如果当地的农民能够得到更多的资金支持，本地可以创业和就业的话，至少可以是相当一部分人不用通过外出打工、背井离乡到外面去。所以从社会生活、家庭和谐和幸福，尤其是后代是不是从小能够在一年360天里，至少有100天、200天跟自己的亲生父母在一起，这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所以禁止这种民间金融最后给社会付出的代价，可以具体到中国以后的后代身心健康到底是什么样的，具体到这个层面。我知道这个层面付出的代价和成本是GDP数据里不会反映出来的。但对每一个中国人一辈子的幸福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对减轻政府负担来缓解政府为三农、为农民的养老问题所需要作出的开支这方面，实际上都可以得到很多的缓和。所以这个作用是很明显的。但尽管是这样，2007年和今年两次当地银监会机构都要求把这个村的养老基金会给关掉，因为他们说这个基金会是非法的。而在过去几年里，养老基金会花了好多的时间也找了很多的关系，找到了湖北省相应的监管部门去申请，但申请半天都没有任何的下文，也不说到底是批准还是拒绝，到最后一纸文件就把它们关掉。尽管在这个之前，他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做了很多的努力而得到了政府的审批。今年村里面的养老基金会的理事长李先生说，养老基金会一不犯法、二不贪污、村民也满意，为什么就不能办了呢?对监管部门的官员来说他们的日子很好过，越是把这种业务禁止和完全卡死，不让它有任何的空间，对监管是最方便的，从社会的层面来说是最不负责的一种行为。但是对监管者是最方便的。禁止这种民间机构的生存，我监管起来就轻松多了。我只要知道你存在就可以把你关掉。如果是换一种做法，容许你存在，但是要看是不是具体在做法上有违规，做更细致的监管的时候，作为银监机构以后的工作量就大大地增加了。所以这个时候把监管者的方面和社会的方面得到的好处，两者中间到底平衡在哪里?这就回到了权力是不是可以得到制约，如果问责的机制不存在，到最后监管机构更倾向于动不动就禁止，而不是更多地为村里的老百姓的利益着想。我做了一个数字的比较，很多人说民间金融过去放过几次，但每次一放就带来了很多的呆坏帐。最近很多的专家说农村金融在09年前带来了几十亿甚至是几百亿的呆坏帐。他说，这几百亿的呆坏帐是不是要结束?是不是要通过更多的监管或者是禁止而结束?他们认为这个亏损太大了。但相比之下在2005年之前四大国有银行让财政部买单的总额是3万多亿元。3万多亿元相比，这几百亿元应该说是一个小数点后可以忽略的。但如果退一步来讲，假如说这几百亿的农村金融呆坏帐是很严重的，但服务的面积是涉及到8亿农村人口的，家庭是不是团圆?对他们的民生来说，对他们的生活来说是决定性的，完全是决定他们的生活路径选择的重要性。而相对而言，四大国有银行主要的服务的对象是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的就业人口也就是几千万人，一个是为了照顾几千万人的就业，宁可让国家财政在05年之前补贴3万多亿元的亏损，而为改善农村人口的扶贫几百亿元都不愿意。我们更多应该考虑到服务社会的对象的面积、范围以及社会整体上付出代价的有多大。

刚才讲到了一个具体的例子，最近不管是从鄂尔多斯(11.84,0.47,4.13%)还是到温州民间高利贷产生的后患我们就不说了。可是我下面想介绍一个重点的研究，我觉得这个研究得从更细节的层面了解，我们太多地忽视掉了监管的社会代价。这个研究做的是什么?对象是美国在今天还比较普遍存在的非常高的高利贷机构，美国人称之为领薪日贷款的鳄鱼。这有点像中国青黄不接的时候放高利贷，秋收的时候要求借款的农民还贷，这就出现了黄世仁和杨白劳这样经典的故事。 领薪一个是多元的，靠一个月的工资来维持生活。但很多的时候，在月底发工资之前，月中就出现了青黄不接的情况。美国的工薪阶层特别是中低收入阶层的家庭也经常出现月中间想办法要借钱，要不然一家人可能日子没办法过了。这时候15号和20号就没有钱的个人来说，大致上这个个人面对四种不同的选择来对付短期资金缺失没钱的挑战。

第一个选择是找亲戚朋友借，在中国这是第一选择。可是在美国和北京越来越多是不希望把亲戚和友情跟借贷和金钱利益结合在一起。这个选择对很多的美国人来说是走不通的，是不愿意作出的一个选择第二种选择是去银行借钱。如果本来就是要靠领薪日贷款过日子的家庭，银行的信用记录不会太好的，这条路也是走不通的。第三选择是抢银行或者是偷盗。第四个选择是找领薪日贷款公司借高利贷。我之所以给大家讲这个，是想从下面的具体数字里可以看到，一般的借款的金额是300美元左右。借300美元期限是10天到15天，费率是50美元。对美国市场的规模今天大概是400亿美元左右，服务的人口的数量大概是4000多万美国人。占美国总人口的15%，都跟那种超高高利贷的放贷来得到支持。

在美国今天还有50个州里面大概有15个州法律上是禁止这种机构存在的。因为这样的背景芝加哥大学Adair Morse教授做了一个论文，放高利贷的人是恶人还是强盗?他对1300个社区进行研究。他看到这1300多个加利福尼亚的社区，有一组社区是禁止领薪日高利贷的。另一组社区是允许领薪日高利贷的业务存在的。1996年到2000年，一旦社区遭受了自然灾害以后，总体上住房按揭贷款的破产率会上升72%左右。但如果一个社区历来就容许高利贷机构的存在，这些社区家庭住房按揭利率的破产只比平时高36%。

一旦发生了自然灾害以后，社区里面偷盗的发生率会上升13%，但是容许高利贷的社区来说偷盗发生率要少增加30%。这对很多的民营企业来说，有这些高利贷的机构存在，尽管借这些钱的中小民营企业要付很高的利息。但他们至少让自己的企业不至于破产。在家庭层面也是这样子的，尽管利息很高，但至少还有一条活路可以走下去。如果把放高利贷的机构禁止掉，正规银行又不可以走贷款，逼得人们要么关门、要么抢劫。这些社区有高利贷业务的和服务的，在自然灾害冲击以后社区的发病率、死亡率、吸毒、酗酒的增量都会比不允许高利贷存在的社区少增加很多。

有一个联邦参议院的参议员如果四期按揭贷款早被禁止了的话，我母亲就不可能在我们兄妹三个很小的时候买到自己的房子。因为Gramm的家庭出身是很穷的，他的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变成了残疾，一直靠领政府的福利来生活。但他母亲还买了自己的房子，因为他家里面的经济收入太差了，只好通过借高利贷买了一个很好的房子，这样他们四个小孩子能够有一个家，正因为这一年一直到2002年Gramm参议员退休的时候他还是坚持认为他母亲这样低收入的阶层幸亏可以得到高利贷机构的服务，否则的话他整个自己的经历会完全不一样了。正因为这一点，我觉得不管是银监会、证监会还是其他的中国金融监管机构，我们不能只看到加强监管以后给我们监管者和社会表面上带来的方便和好处。我们必须看到金融监管加强一点，金融供给就会减少一点，社会大众得到的服务就会少一些。前几年我们一直看次贷危机，之所以发生是因为银行很不负责任。我们很多人都把责任都放在银行的身上，而不去想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退一步来想，正因为金融机构做了那么多的放贷，所以让更多的美国家族尽管没有什么太多的收入也买了房子，当然后患我们看到。我们以前总说金融机构那么糟糕，那么不负责任，所以他们要被管得更死，没有太多地人讲到政府的监管者在中间，他们给社会带来的是比华尔街带来的更多还是更少。希望我们以后在讨论是不是强化监管的时候，不能只考虑到表面的好处，更多应该记住由此带来的社会代价到底有哪些。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