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型组织理论与实践发展述评

1学习型组织理论发展历程回顾

现在，组织学习(OrganizationalLearning)与学习型组织(LearningOrganization)已经成为当今中外企业管理界最热门的话题之一。近十年以来，更是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现在西方对组织学习的研究正方兴未艾。据粗略统计，近年来关于组织学习与学习型组织的文献呈直线增长态势。不仅有很多论文发表，而且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专著；不仅有理论探讨，而且有大量的实证分析与案例研究，并且出现了一些咨询公司专门辅助企业转变为学习型组织。

与理论界相呼应，大批优秀企业也纷纷表示了对学习型组织的兴趣，有的还积极推进组织学习或导入学习型组织辅导项目，如美国的福特汽车(Ford)、通用电气(GeneralElectric)、摩托罗拉(Motorola)、康宁(Corning)、AT&T、联邦快递(FederalExpress)；欧洲的塞恩斯钢铁(SheernessSteel)、罗福(Rover)、ABB等，并取得了明显成效，初露锋芒。

实际上，学术界对组织学习的研究已经有了很长时间，并不是最近才开始的。纵观理论发展过程，笔者认为可以将其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1)萌芽期

最早关于组织学习的论述可追溯到本世纪五、六十年代。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组织中的个人学习上，大都直接或间接地来自心理学或组织行为学的研究。代表人物有钱德勒(Chandler)、阿吉瑞斯(ChrisArgyris)、萧恩(Schon)、马奇(March)、辛尔特(Cyert)等。

本文发表于博锐|boraid|80

(2)成长期

本世纪七、八十年代是组织学习研究缓慢发展的时期。

80年代末期，一些学者开始对传统的理论假设与关系提出了质疑，如莱维蒂(Levitt)和马奇(March)于1988年、休伯(Huber)于1991年分别发表文章，回顾了美欧主流研究学派，一些杂志如《组织科学(OrganizationalScience)》也出版特刊，或发表评论文章（Cohen&Sproul,1991;Meindl,Stubbart,&Porac,1994）。这些研究不仅拓展了组织学习的研究领域，突破了一些思想束缚，而且对组织学习过程也进行了一些探讨。

这一时期，研究重点也开始由早期重视组织中的个人学习转移到组织中个人学习与组织学习的连接上。如休伯和巴尼特(Barnett)分别于1991年、1994年对有关组织学习的文献进行了富有远见的综合，从不同角度丰富了人们对个人学习与组织学习界限的认识。休伯给学习下了定义，并提出了一种分阶段的学习过程模式，为用系统动力学研究组织学习奠定了基础，并起了巨大促进作用。其它重要研究还包括科恩(Cohen,1991)、科内等(Corner,Kinicki&Keats,1994)、哈里斯(Harris,1994)以及费罗(Fiol,1994)。科恩论述了心理学研究对于人们理解组织学习的作用，并着重讨论了“学习转移”（transferoflearning）过程和程序化记忆与陈述性记忆在转移中的作用。科内等人探讨了战略决策环境，建立了一种“多层次并行过程模式”，使个人学习与组织学习再次概念化：并行流动伴随着特定点的交换。而哈里斯则认为，无论是个人学习，还是集体学习、组织学习，都可以统一纳入公司文化框架中去。费罗探讨了有趣的“统一的多样化”（unifieddiversity）问题，她仔细研究了个人解释信息的过程以及人们在集体学习的环境中如何共处。

在组织学习研究的过程中，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学者注意到理论整合的重要性与可能性。如巴尼特比较了不同学派对组织学习的定义、概念和过程分析，认为各派的论述尽管各不相同，但各学派理论之间有很大的相似性，因而存在整合发展的可能性。他们的努力使人们开始注意理论间的整合和协调，以避免进一步走向分散。

(3)兴盛期

1990年，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彼得•圣吉出版了《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一书。这一巨著的出版如投下了一枚重型炸弹，激起了人们对组织学习与学习型组织研究的热潮。在此之后，不仅大批学者陆续加入对组织学习的研究行列，而且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更有一些企业管理者敢于大胆尝试，并取得了良好效果。实践的需要与参与大大促进了对组织学习的研究，使其扶摇直上，一跃而成为当今最热闹的研究领域之一。

2文献综述

在组织学习研究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既互相联系又有所区别的两大分支：一是传统的组织学习（OrganizationalLearning）研究，主要侧重探讨组织中的学习行为；另一枝是蓬勃兴起的对所谓“学习型组织”（LearningOrganization）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如何促进组织学习以及如何建立学习型组织。二者也构成了类似两个阵营或领域。根据ChrisArgyris(1999)的观点，“学习型组织”是实践导向的、描述性的，主要由咨询顾问和实践者传播，而“组织学习”则由深具怀疑精神的学院派学者主导。二者动机不同、受众不同，采取的语言也不同。尽管如此，笔者认为，二者之间确实也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前者为后者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后者是前者在实践中的应用。与此同时，后者也拓宽了前者的研究范围，并为其提供了实践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