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14年10月2日《新时代》杂志第1期上作的批注[253](1914年9月19日和28日〔10月2日和11日〕之间)

　　在1914年10月2日《新时代》杂志第1期上作的批注[注：在杂志封面上有列宁的署名：“Lenin”。——俄文版编者注][253](1914年9月19日和28日〔10月2日和11日〕之间)


　　该期目录


　　《战争时期的社会民主党》。卡尔·考茨基。


　　《1870年战争回忆》。弗兰茨·梅林。


　　《国际和国内和平》。卡尔·考茨基。


　　{第9页。}


　　战争时期的社会民主党


　　卡·考茨基


　　[1—4]　我们党多次讨论预防战争威胁的方式和方法，但很少讨论在这场它无力阻止的战争中如何行动的问题。看来，这并不是偶然的。


　　社会民主党在进行和平鼓动时尚可无阻碍地大显身手。但是它必须立即估计到，从战争一开始它就会处在实行战时法的条件下，不可能自由行动。政府从来没有象在战争开始时这样强大，各政党从来没有象在战争开始时这样软弱。


　　虽然很明显，这个敏感的问题要求持十分慎重的态度，但是很遗憾，在和平时期我们并未比较详细地加以讨论。就是说战争时期应采取的立场是一个比鼓动和平要复杂得多的问题。而战争时期最不宜于心平气和地、从容地讨论有争议的问题。在这里抱客观态度几乎是不可能的，况且对某些人来说这是犯罪行为。


　　情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现在已经很清楚：我们不可能阻止战争，也就是说从战争爆发时起就是如此。只要缔结和约的时刻尚未到来，实际问题就不是：是和平还是战争，而是：是本国获胜还是失败。


　　假定党在战争开始后就为停止战争而斗争，同时不给本国带来危害，那就必须在各交战国同时展开反战行动并取得同样的胜利。通过这种方式他们有可能取得和平而不致遭到失败。但实际上从未采取过任何类似的做法。我们始终否定这种做法的可能性。我们完全可以不这样做。在战争爆发的情况下，只有一个问题：胜利或者失败?


　　实际上希望本国失败的可能在这里当然被排除了。这样一来，问题就只限于：是急风暴雨式地反对战争还是斯斯文文地反对战争。对这一问题不可能立即予以回答，因为这完全要看所进行的战争的性质而定。


　　倍倍尔在不同时期，后来在埃森(1907年)说过：“一旦我们遭到攻击，我们有义务保卫祖国。”


　　这在当时大概是大多数代表人物的观点。甚至可以说，这一观点一般说来早已在世界上占主宰地位。对这一点大概未必会有异议。但是这一观点作为绝对正确的准则，却往往显得根据不足。遭受攻击的一方比进攻的、轻率地破坏和平这一最高利益的一方总是可以指望唤起本国人民更大的爱国主义激情，并得到中立国家更多的同情。因此，真正的侵略者也总是竭力在世界面前把自己说成是侵略的对象，而且他们通常是秘密地进行外交谈判和准备战争，以此来取得支持。


　　当时倍倍尔这样说道：


　　“有人曾对我说，而且考茨基同志也支持这一观点，——什么叫侵略战争?不错，但如果今天广大的国民阶层对政治的关心和从前相比与日俱增，而我们却尚未学会判断每一个具体情况下所谈的是否是侵略战争，那是很遗憾的。”


　　经验表明，往往有这样的情况，即使有最深湛的政治知识，也不足以在战争一开始就立即正确无误地发现侵略者。这是因为往往各交战国都陷入困境，谁也不能和平地、不严重丧失自己的实力和威望就摆脱这种困境，而且不斗争就让步，这对每个国家来说都意味着失败。谁先开第一枪并因而成了侵略者，往往取决于偶然性或外交手腕的水平。


　　这次要作决定就特别困难，这是由事件发展的速度和同盟国政策造成的日益发展的复杂情况所决定的。


　　由于这些原因，我在埃森用以反对倍倍尔的关于侵略战争概念的那一方针，就失去了它的全部准确性。我当时这样说道：


　　“德国政府有朝一日会使德国无产者相信他们遭到了攻击，法国政府也会使法国人相信自己遭到了攻击，于是就会发生战争，在战争中德法无产者都以同样的激情跟随本国政府去互相残杀。这种情况必须防止，而且可以防止，如果我们确定的不是侵略战争的准则，而是无产阶级利益的准则。”


　　这一准则，这一指导原则，在这次战争开始时无论这方还是那方都注意到了——但是，和侵略战争的准则一样，它也使德国人和法国人产生对立的观点。


　　但是每次我们都发现，德法社会党人之间的分歧并非由准则，并非由原则性的观点所引起，而是由对情势的估计不同所引起，而对情势的估计本身又是受双方的地理位置不同所制约。因此，只要战争在继续，这种分歧就未必能得到克服。但是，这种分歧并非原则性的，而是受特殊情势所制约的，因此只要这种情势存在，它就会存在……


　　但是，如果说在今天的情势下无论是侵略战争的准则，还是无产阶级利益的准则，都不能产生对各国同志来说同样明确和有约束力的观点，那么就还有第三种有决定意义的准则。不管怎么争论谁是侵略者，谁是侵略对象，什么东西对欧洲民主威胁最大——是德国战胜法国，还是俄国战胜德国，有一点却是清楚的：每一个民族，以及每一个民族的无产阶级，直接关心的是不让敌人越过他们的国界，因为那时战争和破坏所造成的惨状极其可怕并使敌人长驱直入。每个民族国家的无产阶级也应该全力以赴使本国的独立和完整不受侵犯。这是民主这一无产阶级进行斗争和取得胜利的必要基础的重要因素。


　　在战争发生时，保卫祖国免遭破坏和洗劫，保卫民族免遭分裂和免遭异族统治的准则的决定性事实，在大多数情况下较之侵略战争的准则或无产阶级利益的准则，要鲜明得多。在这里，在只享有一半自由的国家的情况下，指的只是力量对比和来自敌人的威胁的程度。如果敌人很弱，一开始不可能侵入他与之交战的国家，那么较强的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只要其他两个准则中的任何一个都与此不相矛盾，将最坚决地起来反对本国政府进行的战争，同时也将反对任何地方可能进行的战争。


　　在对西班牙战争时期的美国，在英布战争时期的英国，在对日本战争时期的俄国——日本人虽然很强，然而从未以破坏或占领它的领土来威胁俄国，——在远征摩洛哥过程中的西班牙，在进军的黎波里时期的意大利，社会民主党就是这样做的


　　[7]　马克思主义观点则完全不同，它要的不是批判，而是深入理解问题的实质。因此，在目前情况下根据这一观点可以得出结论说：在不同的国家占主宰地位的是导致它们之间发生不可调和矛盾的相同的趋向；各个方面，任何一个方面都不应谴责别人的任何做法。如果社会民主党作了一切努力之后战争仍不可避免，那么每个民族有义务尽力保卫自己。在那种情况下，各个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有同等权利或同等义务参与保卫祖国；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应为此而谴责别的民族……


　　1870年战争回忆略谈国内和平


　　弗兰茨·梅林


　　许多德国党内同志都是第一次目睹这场大规模的战争。但是在少数这样的人中只有较少的人从政治立场观察1870年事件。最近几个星期，党内一些同志不止一次地请这些少数人，其中包括我，回忆一下1870年。我个人一直谢绝这些请求，因为1870年我尚无政治经验，而且当时我也没有什么特殊感受。


　　前不久我重新接触这些事件，而且正是在我应承认是公正的那方面。国际解体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立场受到各中立国兄弟党的严厉谴责这一令人震惊的事实之所以发生，至少是由于德国党的各级组织，具体说德国党的报刊，迁就所谓国内和平，即没有在战争时期公开维护党的原则。它们之所以走了这一步，是由于不断受到军事独裁的压力，但是不管怎样，它们毕竟这样做了，所以给外国的同志们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德国社会民主党一心一意地、完完全全地站到帝国主义方面去了……


　　[18]

　　国际和国内和平


　　党内的情况要求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明确清楚，避免任何误解。因此我认为有必要解释一下《1870年战争回忆》引言中提到的某些事。


　　如果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报把国际的解体毫无保留地说成“令人震惊的事实”，首先就可能产生一种错觉。国外可能会有人把这看作是我党的一致观点。这种意见将是错误的。大概许多同志都持这种观点，但是也有不少人认为，这种悲观主义是毫无根据的……


　　[19]　随着戒严的实行，党的报刊面临一个问题：它是否应该不理会戒严所规定的限制?不遵守战时法律只会使我们的报刊被查禁；而这将意味着坚决地不再捍卫党的原则和取消团结同志的最好工具。如果希望不致如此，那就不管战时法律所规定的限制如何，必须在许可的范围内继续捍卫党的原则。党的一切报刊，不管倾向怎样，都赞成后一选择，即赞成在战时法律这把达摩克利斯剑的威胁下进行艰苦的工作，这并不意味着不再捍卫党的原则，正象我们党的报刊过去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这把达摩克利斯剑的威胁下进行工作的情形一样。


　　(1)很少讨论在战争时期怎么办。——(2)政府从来没有象在战争时期这样强大。——(3)战争时期不宜于心平气和地进行讨论。——(4)实际问题只是：是本国获胜还是失败。——(5)在实践上各国社会民主党在战争时期从未设法去取得一致意见。我们也总说这是不可能的。均见第1页(6)法国人和德国人的分歧并非原则性的，而且不会比战争持续的时间长。第3页(7)在所有社会民主党人看来，政府是保卫自己的祖国的。第7页(8)国际没有解体。悲观主义是没有根据的。第18页(9)原则没有放弃，否则一切报刊都会被查封。第19页


　　译自《列宁文集》俄文版第40卷第295—300页


　　注释：


　　[253]　这是列宁在1914年10月2日《新时代》杂志第1期上刊登的卡·考茨基的《战争时期的社会民主党》、《国际和国内和平》和弗·梅林的《1870年战争回忆。略谈国内和平》这三篇文章上作的批注。在杂志的末尾和封皮上，列宁还作了考茨基文章摘录(见本卷第495页)。


　　在《死去的沙文主义和活着的社会主义》一文中，列宁援引了考茨基《战争时期的社会民主党》一文中的主要提法，同时写道：“我们特意将原文引出，因为人们很难相信考茨基会写出这样的东西。人们很难在书刊中(彻头彻尾的叛徒的“书刊”除外)找到这样洋洋自得的卑鄙行为，这样无耻的……背弃真理的行径，这样不体面的遁词，用这些遁词来掩饰最明显地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正是就可能爆发象现在这种性质的欧洲大战而一致通过的(例如在斯图加特、特别是在巴塞尔)明确的国际决议!”(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1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