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4 致格·叶·季诺维也夫（1916年5月21日）

　　致格·叶·季诺维也夫　　
　　
　　1916年5月21日　　
　　
　　亲爱的格里戈里：　　
　　
　　我并不想使我们的通信变成针锋相对的争论。问题毕竟是严重的，虽然我已不止一次地谈过这个问题，但是既然有必要，只得再重复一遍。　　
　　
　　经过半年多同“出版者”（基辅斯基夫妇）打交道和几个月来对这一尝试的全面考虑，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在1915年冬天曾给他们写过一封信，您也在上面签了名。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在这封信中表示：由于种种理由，它拒绝参与《共产党人》杂志的工作。这些理由在我们的信中占了极大的篇幅，叙述得极为详细，总括起来说就是：我们不能为这样的编辑同事承担党内的责任，他们对事业的态度不符合党的要求，暂时的合作尝试不能不认为是已经失败了。　　
　　
　　我们决定出版《〈社会民主党人报〉文集》。　　
　　
　　后来您动摇了，所以不久前我们在昆塔尔进行了一次谈话。当时我向您让了步，同意在下面两个条件下进行恢复关系的尝试：（1）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同出版者一期又一期地订立合同；（2）他们放弃“帝国主义经济主义”性质的宗派立场，不再利用同拉狄克等人的分歧来“投机取巧”。　　
　　
　　这两个条件当时没有记录下来，而您现在对这两个条件提出异议。但是这种争论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您自己在给亚的信稿中陈述过您的条件，可是出版者连这些条件也不肯接受！（而您却要我相信，问题已经解决，他们不会再坚持平等权利！）　　
　　
　　可见，现实的状况是：即使在我们昆塔尔会晤后接受您的“解释”，即承认我当时提出的条件比您高，可是您的较低的条件也遭到了出版者的拒绝。　　
　　
　　不言而喻，这样一来，您的直接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就是全力抨击出版者，跟他们彻底决裂，并尽量设法向亚历山大说明，不能把这些先生当作指导性杂志的编辑来打交道。　　
　　
　　与此相反，您竟然提议屈从于他们，放弃任何条件，把您也签过名的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信收回！您提出这样做的借口是“不必对他们太认真”。实际上，您是要人家不必认真地对待您的做法，天知道您把编辑部的信看成什么东西，您反复无常，让出版者有权得出结论说，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任性胡闹！　　
　　
　　这已经不仅仅是动摇，而是动摇的立方，可以变成某种坏得多的东西。　　
　　
　　我只好最后再重复一次，为什么我不参与《共产党人》杂志的工作，为什么我认为这是反党的和有害的，为什么我仍然坚持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关于跟出版者决裂的那封信的立场。　　
　　
　　我们曾经跟出版者缔结过暂时的“联邦”，当时也就这样把它叫作“联邦”，并事先十分明确地申明它是暂时的，是“作为一种试验”。当我们缔结这个暂时的同盟时，出版者们曾经表示反对布哈林的动摇（在1915年3月的伯尔尼代表会议[362]上），所以，那时没有任何一个事实可以说明，这个三人集团（两位出版者＋布哈林）是一致的，抱有特殊的观点。　　
　　
　　在杂志第1期出版以后，他们之间就趋于一致了；当我经过一段长期的交换意见的通信之后把他们的倾向称为“帝国主义经济主义”时，您曾来信表示同意。这是1916年3月的事情。这再一次证明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冬天写的那封极为详尽的信是正确的。　　
　　
　　目前党的（和国际的）情况要求中央委员会必须继续独立地前进，而不要在国内和国际事务中束缚自己的手脚。“出版者”这些毫不中用的著作家和政治家（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在冬天写的信中不得不承认这一点），想用关于平等权利的合同来束缚住我们，就是说，我们必须同意给予那位没有写过一行字而且啥也不懂的太太和完全受她影响的“青年人”以平等权利。他们就可以利用这种平等权利在我们跟拉狄克、布哈林等人的分歧上投机取巧！　　
　　
　　在这种情况下同意给他们平等权利，那简直是发疯，这等于破坏全部工作。　　
　　
　　说什么他们所希望的“只是争论”，这是胡扯。他们有一切条件可以进行争论。他们有的是钱。一年快过去了。为什么他们没有写出也没有出版争论性的小册子呢？因为他们不肯自己承担责任！这是很明显的。这正是对党性要求的嘲弄，因为谁表示有不同意见，谁就应当思考问题，公开发表意见，承担责任，而不应当“投机取巧”，不应当在党甚至不了解他们的立场（以及当他们没有立场）的时候要求“平等权利”。　　
　　
　　至于布哈林时时处处都由于他在1915年3月（在代表会议上）书面发表的、您也驳斥过的那些观点而步履踉跄，这是事实。这个事实您过去承认过，您在1916年3月（一年后）同意了我提出的“帝国主义经济主义”的看法。　　
　　
　　您给他们以“平等权利”，就等于向党宣布给布哈林的动摇以平等权利！您束缚我们的手脚，并鼓励这种动摇。这是一种愚蠢的做法。　　
　　
　　第一，您知道，拉狄克“大为不满”（对我们坚持要把我们的提纲登载在潘涅库克的杂志[363]上一事），以至于象您自己在1916年3月来信所说的，他不跟您进行“任何合作”！跟他的分歧尚未消除；相反，您自己曾经表示同意我的意见，认为他对爱尔兰起义的评价[364]是庸俗之见。可是，您现在提出要给予躲藏在拉狄克背后来利用我们跟他的分歧进行投机取巧（为了2000法郎！）的出版者们以“平等权利”！！这是一种愚蠢的做法。　　
　　
　　第二，拉狄克是一回事，而他的报纸（《工人报》）编辑部则是另一回事。这家报纸也曾经投机取巧（在齐赫泽党团、托洛茨基等人身上），这一点您自己也承认过。您不妨回忆一下，这一号报纸是1916年2月出版的，我们曾在您的参加下以国外组织委员会的名义写信[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第290—293页。——编者注]抨击它。如果现在我们在我们的指导性杂志上给予那些打算“利用”我们同1914年7月3—16日向王德威尔得和考茨基出卖我们的波兰人的斗争来追名逐利的人以“平等权利”，这怎能是严肃的做法呢？？　　
　　
　　第三，您知道，拉狄克在昆塔尔想拉拢弗勒利希和罗布曼沙等人在左派中间，在左派的会议上以多数战胜我们，当时为了迫使他承认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的独立性，曾经不得不提出最后通牒。如果一旦提出关于对尤尼乌斯的态度问题（这个问题已经提出来了）或关于“硬性摆脱”考茨基分子等问题，不知那些人在这方面又会耍些什么“花招”！您保证不会耍任何花招？？如果是这样，那么从您方面来说，这就等于否定我们的全部做法。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在我们党的指导性杂志编辑部里束缚住自己的手脚是愚蠢的。　　
　　
　　我决不会同意这种愚蠢的做法。这是我最后的决定。我仍然认为，《〈社会民主党人报〉文集》一出版，就会把问题（您想把它搅混到无法收拾的地步）澄清。《〈社会民主党人报〉文集》能够把许多最能干的工作者（瓦林、萨法罗夫、拉脱维亚人等）聚集在我们的周围，使布哈林脱离两个出版者而向我们靠拢，使我们有可能领导党（和国际左派），而不致做女出版者的……尾巴。　　
　　
　　您的决定如何，请来信明确告知。目前情况确实就是这样：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已经跟《共产党人》杂志决裂，它的最后尝试（甚至连您的较低的条件）也被拒绝。就是说，应当印发关于《共产党人》杂志停刊和出版《〈社会民主党人报〉文集》的消息。　　
　　
　　握手并致敬礼！　　
　　
　　弗·乌·　　
　　
　　从苏黎世发往伯尔尼　　
　　
　　载于1934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4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9卷第229—233页

【注释】
　　[362]指1915年2月27日—3月4日在伯尔尼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支部代表会议。布哈林在代表会议上发表了一份提纲，否定民族自决权和最低纲领的一般要求，声称这些要求同社会主义革命“相抵触”。布哈林在代表会议上的这一发言没有得到任何人的支持（关于这次代表会议，见注93）。——330。　　
　　
　　[363]指《先驱》杂志（见注245）。——331。　　
　　
　　[364]指卡·伯·拉狄克写的《好景不常》一文（见注349）。　　
　　
　　爱尔兰起义是指1916年4月24—30日爱尔兰人民争取摆脱英国统治的民族解放起义。爱尔兰工人阶级及其武装组织——以詹姆斯·康诺利为首的爱尔兰市民军在起义中起了最积极的作用，小资产阶级和知识界的代表也参加了起义。起义的中心是都柏林，4月24日起义者在那里宣布爱尔兰共和国成立，并组成了临时政府。起义遭到英国军队的残酷镇压。几乎全部起义领袖包括身受重伤的康诺利都被枪决，一般参加者则被大批驱逐出国。这次起义促进了爱尔兰解放斗争的发展。——3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