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布鲁塞尔社会党国际局书记处（1905年7月24日）

　　1905年7月24日于日内瓦　　
　　
　　亲爱的同志们：几天以前我们收到了你们6月28日的来信以及随信附来的重要材料（倍倍尔同志和普列汉诺夫同志的信），但是由于太忙，我们没有能够立刻给你们回信。　　
　　
　　一、关于普列汉诺夫公民的信，我们必须作如下说明：（1）普列汉诺夫公民说在我们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1903年8月）以后我们只是在组织问题上有意见分歧，这是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少数派”（以阿克雪里罗得、维·查苏利奇和马尔托夫等公民为首）实际上在代表大会一结束就分裂了党，宣布抵制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机构并建立了“少数派”的秘密组织，这个组织直到1904年秋天才解散。普列汉诺夫公民本人在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国外同盟代表大会（1903年10月）上是站在我们这边的，虽然，他自己显然对于我们的意见分歧有过稍微不同的看法，他在《火星报》第52号（1903年11月）上公开宣称，为了避免党的分裂，必须善于向“修正主义者”（普列汉诺夫语）作让步。　　
　　
　　（2）说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是“擅自”召开的，这也不符合实际情况。按照党章规定，只要有半数的委员会提出要求，总委员会必须召开代表大会。但是总委员会竟无视党的章程（这一点你们读了已经译成法文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一定知道了）。党的这些委员会和它们选出的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无论从道义上来说，或者按规定来说都有责任召开代表大会，虽然这是违反了不肯召开代表大会的总委员会的意志。　　
　　
　　（3）你们从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可以知道，选派代表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不是什么“近半数享有全权的组织”，大多数最大的委员会都选派了代表。　　
　　
　　（4）的确，在我们党内有一些同志被人戏称为“泥潭派”。他们在党内斗争中经常从一方倒向另外一方。这些倒戈分子中的第一个是普列汉诺夫公民，他在1903年11月从多数派倒向少数派，到1905年5月29日又脱离了少数派，退出了《火星报》编辑部。我们不赞成这种倒过来倒过去的行为，但是我们认为，“泥潭派”分子经过长期的动摇决定追随我们，我们是不能责怪他们的。　　
　　
　　（5）普列汉诺夫公民在给国际局的信（1905年6月16日）中忘记提到自己在1905年5月29日写的信，是很不应该的，这封信发表在《火星报》第101号上，其确切的完整的译文我们已经寄给你们了。　　
　　
　　（6）普列汉诺夫公民谈到党的另一派别聚集在旧的中央机关报《火星报》的周围，但是又忘了补充说，“少数派”代表会议（1905年5月）废除了第二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党章，没有创办新的中央机关报。我们认为社会党国际局应当有这次代表会议各项决议的完整译文。如果《火星报》不愿意把这些决议的译文寄给国际局，我们愿意代劳。　　
　　
　　（7）普列汉诺夫公民说，赞成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只有两个未被捕的中央委员[62]（其余的都被捕了）。普列汉诺夫公民信上写的日期是1905年6月16日；第二天，即17日，在第三次代表大会创办的党的中央机关报《无产者报》第4号上登载了如下的声明：“读了中央委员会给党总委员会主席普列汉诺夫公民的公开信以后，我们完全赞同中央委员会的意见，由于某种原因（凡是熟悉党内生活发展经过的同志都知道这种原因），我们认为必须公开声明我们赞同中央委员会的意见。”声明上署的都是假名，有马、别姆、弗拉基米尔、英诺森、安德列、老鸦等六人。我们可以秘密地告诉你们，这些人就是被捕的中央委员。可见，中央委员们一知道在召开代表大会的问题上中央同普列汉诺夫公民（也就是同总委员会）发生冲突，多数人就立刻表示拥护中央而反对普列汉诺夫公民。我们务请国际局书记处告诉我们，普列汉诺夫公民是不是认为必须把被捕的中央委员的这一重要声明向国际局作介绍呢？这一声明完全驳倒了普列汉诺夫公民6月16日信中的断语。　　
　　
　　（8）普列汉诺夫公民说两个派别都请他留任党在国际局中的代表，这是他弄错了。直到现在，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根本没有提出过这方面的任何请求。我们在前几天告诉过你们，这个问题虽然提上了议程，但是还没有最后解决。　　
　　
　　（9）普列汉诺夫公民以为，在我们的意见分歧这个问题上，他不难做到不偏不倚。但是，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这对于他是相当困难的，几乎是办不到的，至少在目前是如此。　　
　　
　　二、下面谈一谈倍倍尔同志就我们的事情提出的建议。　　
　　
　　这里我必须作如下的说明：　　
　　
　　（1）我只是一个中央委员，只是党中央机关报《无产者报》的主编。我只能代表整个中央委员会处理国外事务和某些委托我负专责的事务。在任何情况下，我的一切决定都可以被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否决。因此，我不能决定由国际局出面干预我们党内事务的问题。但是，我把你们的信以及倍倍尔和普列汉诺夫两位公民的信立即寄给在俄国的所有中央委员了。　　
　　
　　（2）为了使中央委员会能够更快地作出答复，国际局最好能作某些必要的说明：（a）“干预”（intervention）这个字眼是不是应该了解为仅仅具有道义力量而没有强制力量的调停和忠告？（b）还是说国际局指的是仲裁法庭作出的必须服从的决议？（c）国际局执行委员会是不是要让社会党国际局全体会议就我们的意见分歧作出最终的不能上诉的决定？　　
　　
　　（3）从我这方面来说，我认为必须告诉国际局，倍倍尔公民在第三次代表大会前不久已经向我和我的同志们提出过这种建议，他向我们表示他自己或者整个德国党执行委员会（Parteivorastand）愿意担任仲裁，调停我党多数派同少数派的争论。　　
　　
　　我回答说，党代表大会快要召开了，我个人不能代替党或者以党的名义作决定。　　
　　
　　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拒绝了倍倍尔公民的建议。第三次代表大会对这个建议没有作出任何决定，也就是默认了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的答复。　　
　　
　　（4）国际局认为可以从“某些德国报纸”了解情况，因此我不得不声明，几乎所有的德国社会党报纸，特别是《新时代》和《莱比锡人民报》[63]完全站在“少数派”方面，阐述我们的情况很片面很不真实。例如，考茨基自称不偏不倚，其实并非如此，他甚至不让人在《新时代》杂志上反驳罗莎·卢森堡一篇为破坏党组织的行为辩护的文章[64]。考茨基甚至在《莱比锡人民报》上劝大家不要散发载有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译文的德文小册子！！这就不难了解，为什么俄国有许多同志都觉得德国社会民主党对待俄国社会民主党队伍中的分裂问题是不公正的，是抱有很大成见的。　　
　　
　　亲爱的同志们，请接受我们兄弟般的敬礼！　　
　　
　　弗拉·乌里扬诺夫（尼·列宁）　　
　　
　　1905年用法文和俄文印成胶印传单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7卷第43—47页

    【注释】

　　[62]两名未被捕的中央委员是列·波·克拉辛和阿·伊·柳比莫夫。——56。　　
　　
　　[63]《新时代》杂志（《Die　Neue　Zeit》）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1883—1923年在斯图加特出版。1890年10月前为月刊，后改为周刊。1917年10月以前编辑为卡·考茨基，以后为亨·库诺。　　
　　
　　《莱比锡人民报》（《Leipziger　Volkszeitung》）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报纸（日报），1894—1933年在莱比锡出版。——58。　　
　　
　　[64]指罗莎·卢森堡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一文。这篇文章是她应孟什维克的约请而写的，1904年7月先后刊载在《新时代》杂志和孟什维克《火星报》上。列宁写了题为《进一步，退两步。尼·列宁给罗莎·卢森堡的答复》的反驳文章（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9卷第35—46页）寄给卡·考茨基，请他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但被考茨基所拒绝。——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