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朔：谁的电视？（3）

精英的反击

在“电视”的娱乐功能已经被全社会所接受的今天，这种“娱乐化”的异化，换言之“审丑”功能的极度扩大，也就成为精英主义开始反击的开始。

精英对于电视的第一反应，是拒绝。首先是用脚投票，离开屏幕，因为很难汲取其所需。比如“第一财经”在节目从专业化向社会化改变之后，大量的财经人士，就颇有微词声言不再观看；还有一个趋势，是很多人，不再上电视，而更倾向于在平面媒体发表文章，或者著书立说来阐明自身观点。

而中国精英，传统上可分为两种：一部分集中于政府部门，可名为“政府派”；一部分则以专家、学者和媒体从业者居多，可称之“民间派”。所处地位的不同，包括社会期待的差异，决定了两者之间在很多问题上的分歧。比如2005年的“超女”，前者似乎更多以“道德”视角视之；而后者则出现了“民主”或者上升机制等“政治”观点。

两者的合流，意见产生一致的标志，是2010年《非诚勿扰》的讨论。对于节目的不同意见，首先来自于“媒体”，而且大多涉及有关节目伦理和社会道德规范的问题。后来，才有了相关部门的处理，节目做出调整。媒体所呈现的公众评判，知识分子不满，和官方态度，以及从业者“专业主义”的自我节制，合力编织了一个新的“底线”。而这档明年广告招标已经以10亿计的电视节目的继续红火，也在说明着全社会对于电视“娱乐功能”的高度认可。

而本次的“限娱令”，可以看作是精英的集中梳理。无论是新闻内容的增加，娱乐节目的缩减，低俗化趋势的监督，还是对道德建设类节目的增设。都反映出浓重的精英主义思维特征。无论力量、表现方式和其他社会形态如何差异，都并不改变这种性质。

实际上，还有一股势力，这就是被称作“三等男”的商界精英们。西南某电视台，投入了大量精力和金钱做一档人生情感类节目，但一直处于亏损状态；而另外一档严肃的时事节目，却成为了该台自办节目中少见的盈利者。这实际上表明在市场上的另一种态势。不唯收视率论，就像是让各个地方政府追求“绿色GDP”一样，只是劝说很难奏效。而盈利能力，显然更可期待。当国内广告厂商，开始像美国的那些企业一样，在著名高尔夫球手泰格•伍兹“偷腥门”丑闻曝光之后解除合约而非相反之时，改变也就可期。当对于“声望”的追求，超越单纯对金钱的攫取，这也标志着一股真正意义上新的“精英”势力的崛起。

只是精英们的“反击”，能够奏效多少，尚难结论。太悲观，殊无必要，因为观众也在变化。就像《奥普拉脱口秀》，作为一档也在追逐明星效应，充满作秀设计的谈话节目，却也依靠其追求“真，善，美”的理念赢得成功。国内公众对于“审丑”的疲惫，也不乏其例；太乐观，也并不可信，毕竟电视传播的属性未变，电视台运营体制未变，而继续宣布推出“恶俗”广告的厂商也还在。

唯一可预言的，在电视这个媒介上，精英和大众之间的博弈，将会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