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朔：谁的电视？

“其实，我们都觉得电视……”欲言又止的对方，去端面前的咖啡。笔者会心一笑答：“没文化。”这是2011年9月底的一次对话。笔者所面对的，是一位因为电视而声名鹊起的学者，而当天谈话的主题是他可能参加的一次电视活动策划方案。

电视一直有些尴尬，就像这次对话。根源是精英主义和平民主义的彼此博弈。

功能之争

克里斯•安德森一定看了很多英国广播公司的纪录片，然后还想到了这家电视机构，曾经在几十年前做过系列哲学家的访谈—风行一时的《思想者》，再然后，他断定这是一个最大的可能。在成为TED的新主人后，这位牛津大学哲学系的毕业生，把自己的这个18分钟演讲的设计，连同“传播一切值得传播的思想”的梦想送到了BBC。结果被拒绝了，理由是“太知性”。作为一家以高品质电视节目著称的广播机构，又有独特体制优势，BBC依旧不能接受TED的理念。

美国学者柯克•约翰逊在《电视与社会乡村变迁》之中，锁定的是电视对于印度乡村影响的民族志调查。1959年，印度政府就启动了电视教育计划。德里附近的村庄成为第一批受惠者，他们看到如何提高农作物产量的节目。而1975年，新的卫星电视教育实验，覆盖了6个邦的2400个村庄，成为第三世界的典范。可最终，功能设计位列教育和告知之后的娱乐，却逐渐占据了首位。

对于大众媒介的功能，有多种阐述。精英主义的视角，倾向高标准。教化作用，被一再强调。即便有“娱乐”价值，也必然是带有强烈的审美情趣的，所谓“寓教于乐”。这一点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明显。在晚清，“报馆，学堂和演讲”，就被梁启超等知识分子看作是知识启蒙的3件利器。

但大众媒体的属性，却又从一开始，就在与之对抗。在报刊刚刚勃兴的民国初期，就已然开始。早在“五四”时期，蔡元培在北大办新闻学研究会。担任干事职务的陈公博，就曾经对于媒体呈现的“娱乐化”和“低俗化”倾向大加鞭挞。而类似的文字，也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屡见不鲜。

在今天，精英主义和平民主义的张力，也在媒介之上不断地上演。报纸、期刊、网络和电视，莫不如此。而这其中，电视或许最为明显。在《为精英主义辩护》一书之中，作者《时代》周刊的编辑威廉•A•亨利写道：“在大众传播领域，老一代的优秀编辑和记者把新闻职业，无论是报刊还是广播，看做是教育和提高公民素质的神圣机会。现在他们已被一群厚颜无耻的随波逐流之徒取代。”“这种摈弃标准的做法在主要的广播公司里尤其明显。公司的头头们对我供认不讳……”新闻如此，影视娱乐节目就无需多言了。

问题在于，为何电视会更深地陷入这种挣扎？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是电视的强势媒体地位使然。至今为止，恐怕没有任何一个媒介，拥有着如此的普及度。电视至今仍把持着几乎每个客厅—家庭内部最重要的公共空间。甚至于在农村—至今罕见书报的地方，家家户户也都拥有电视。以“两低一高”（低学历，低龄，高龄）为特征的受众，是每个电视节目都试图涵盖最大多数的目标人群。与所谓的精英不同，他们有自己的判断：当精英们关注一个精彩人物访谈的人性光芒时，他们的评判是：这个人不错；当精英们回味一个现场对话的思想火花时，他们关注的是：挺热闹。他们有自己的行为方式和喜好，与精英唯一一致的，似乎就是不喜欢“被教育”。

精英掌握话语和资源，而大众握有人数优势和市场力量。任何媒体都面对的这个矛盾，在电视身上格外凸显。因为两者之间的文化差异，以及人数对比，从未如此悬殊。当市场的力量足够大，选择也就不言而喻。

电视娱乐化，本质是对大众取向的屈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