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大熔炉”和“民族大拼盘”（2）

民族性与地域性交织的“民族大拼盘”

苏联是“民族大拼盘”模式的典型。长期以来，苏联把以民族为单位建立的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自治州(区)和边疆州(区)组成的联盟形式固定化，强化民族标识、突出民族性，把民族问题高度政治化。这使得各民族把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地方看做是“本民族领土”，把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地方的资源看做是“本民族资源”，认为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地方应由“本民族”的语言、宗教和文化为主导，应由“本民族”干部来领导和管理。在强化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的制度安排下，各民族领导者往往被认为是本民族利益的最高代表，是联盟框架内本民族利益的代言人。戈尔巴乔夫当政后，大力推行“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改革，取消了宪法赋予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从根本上改变了苏联的社会政治制度，各地的民族意识和分裂主义思想日趋高涨。特别是由于长期以来从制度上使民族(族群)意识与地方意识相互叠加强化，各加盟共和国、自治州一直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把民族意识置于国族意识之上。由于没有从制度上解决国家认同问题，经济发达地区反而成为分裂国家的急先锋，各加盟共和国中最富裕的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在1989年率先宣布独立;到1991年底，苏联更是彻底解体，一分为15个国家。

在南斯拉夫，虽然在集权程度上与苏联有较大差别，但民族政策也属于典型的“民族大拼盘”模式，是一种团体多元主义体制。从经济根源看，南斯拉夫民族地区发展差距大，最富的斯洛文尼亚共和国人均GDP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01.8%，最穷的科索沃自治省人均GDP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27%。与此同时，中央汲取财政的能力不断下降。1972—1989年，中央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0.7%下降到5.6%。这使得中央无力实行财政转移支付，实现地区和民族均衡发展，导致差距进一步扩大。富裕地区不愿多交税，不愿意背“经济包袱”;而贫困地区又认为自己遭受着发达地区对能源和原材料的廉价剥削，地区与民族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国家最终陷入分裂。

从政治体制看，南斯拉夫以民族划分治理区域，片面强调各民族团体上、形式上的平等，实行“轮流坐庄”。规定各“共和国是主权国家”，自治省是“享有主权的联邦宪法实体”，各民族都可在政治、商业和学校教育中使用自己的语言。这些制度安排强化了民族意识和民族矛盾，使经济、社会、政治、文化问题等都与民族身份、民族分界紧密挂钩，使民族矛盾与地区矛盾一体化，从而使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以民族为分界线、强化线。一旦中央政权(联邦政权)权威不再，“这种联合就分崩离析，而每一个族群(民族)都将谋求政治独立”。铁托去世后，民族矛盾日益浮上台面，民族分离主义政治势力的活动甚嚣尘上。从1991年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两国退出联邦宣布独立，到2008年科索沃几近独立，最初意义的南斯拉夫从1个国家分裂为7个国家。

在捷克斯洛伐克，虽然重视从经济上缩小民族地区差距，但由于缺乏保障国族认同的制度安排，民族问题的政治性不断凸显，特别是民族分离主义思想在两民族的政治精英中占据了主导，都对原有国家政治架构的民族权力制度安排不满。最终在1993年1月1日和平宣告联邦共和国解体，捷克和斯洛伐克分别独立。

实践证明，“民族大熔炉”模式是解决民族问题比较成功的方法，能够有效地防止民族矛盾和民族冲突演变为民族分裂问题。“民族大拼盘”模式则因其强调民族分界、民族身份、民族团体和地域多元主义体制而使社会泾渭分明、政治多元分野，无法促进民族交融而建构统一的国族，容易使民族矛盾冲突与地区矛盾冲突交织在一起，最终演化为民族分裂甚至民族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