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我们的核噩梦

提要：核武器带来的危险是前所未有的，不应简单地把它们当作一种威力更大的炸药而已。因此我们又回到原来的挑战：我们这个时代从神手里偷来火力，我们能将它局限于和平用途，而不至于有朝一日让它把我们吞噬吗?

核时代根本难题仍困扰人类

200多年前，哲学家康德曾这样描述摆在人类面前的终极选择：如果世界最终达到普遍和平的结局，到底是通过道德上的顿悟，还是因为大规模的灾难让和平成为惟一的结果?

我们正在接近也许不得不作出这种选择的时刻。自广岛遭到原子弹轰炸以来，核武器时代的根本性难题就一直伴随着我们：如何在寻求实现目标的同时让现代武器的破坏性成为道义或政治关系的内容之一。只要使用核武器，就肯定会造成一定程度的伤亡和破坏，这种代价与可预知的外交政策目标是不成比例的。试图有所区别地使用核武器的努力从未取得成功，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的有着地域限制的核战争理论，到20世纪70年代关于全面核战争的“互有把握摧毁对方”理论，都是如此。

这些战略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从道义上讲是否有权利给社会和整个世界造成如此大的灾难。

冷战后核对抗危险不降反升

在冷战期间两个大国对峙的时候，双方都设法避免这样的困境。除了在古巴导弹危机中苏联的一个作战师最初获准可以用核武器保护自己外，无论是彼此之间，还是在与没有核武器的第三国爆发的战争中，双方都没有考虑使用核武器。它们逐步确立了一系列预防措施，从而防止出现意外、误判和未经授权就使用核武器的情况。

但冷战的结束带来了自相矛盾的结果。超级大国间爆发核战争的威胁从本质上讲已经消失。但核技术(特别是用来制造和平用途的核能技术)出现扩散，大大增加了获得制造核武器能力的可能性。意识形态上的分界线越发明显，再加上一些地区冲突迟迟没有解决，这增加了获取核武器的动机，特别是对无赖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而言。冷战期间美苏认为，相互间的不安全感会让彼此都采取克制做法，这样的想法对于核领域的新入门者来说并不像当初那么适用，对于非国家行为体来说就更不起作用了。核武器的扩散成为现代世界首要的战略问题。

如果核武器进一步扩散，就会增加发生核对抗的可能。如果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研发活动扩展到伊朗，并且在朝鲜继续开展，而不理会目前正在举行各种各样的核谈判，那么其他国家就会有非常强烈的效仿它们的动机。对这两个国家来说，这涉及几乎确定无疑地进一步扩散核技术和进一步将核武器纳入国家战略的问题。

国际社会须协调一致行动

阻止然后逆转核武器扩散是现有核国家的重要职责。它们最紧迫的共同利益当属防止出现更多的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地区冲突长期得不到解决，使得核武器在许多地方具有巨大的吸引力，用它可以吓唬邻国，并成为阻止大国参与地区冲突的威慑因素。现有核国家应通过运用外交手段化解这些尚未解决的地区冲突，从而努力让核能力变得不那么具有诱惑力。

新的核问题行动计划需要在多个层面采取协调一致的努力：首先是美国的政策;其次是美俄关系;第三是与盟国及其他依赖美国核威慑力量的无核国家共同努力;第四，在全球危机中妥善保管核武器和核材料;最后，减少核武器在核国家的国际关系原则及军事计划中所发挥的作用。

我的同事萨姆·纳恩(美国前参议员)称这项工作就像攀登一座云雾弥漫的高山。我们说不出它的高度，也不能肯定一路上不会有意料之外、也许难以逾越的障碍。但我们作好了跋涉的准备，我们相信，要想看到山顶就必须往上爬，必须马上着手解决摆在我们面前的扩散问题。

核武器带来的危险是前所未有的，不应简单地把它们当作一种威力更大的炸药而已。因此我们又回到原来的挑战：我们这个时代从神手里偷来火力，我们能将它局限于和平用途，而不至于有朝一日让它把我们吞噬吗? (来源：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