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鼎新：制度化解决社会矛盾才是正道（3）

靠“钱”不能解决社会抗争的问题

时代周报：就目前中国社会出现的种种抗争问题，官方主要做法是强调政府的作用（管得越来越多）、重视民生问题，给“钱”是其惯用的手段，对这一做法您怎么看？

赵鼎新：的确，目前中国政府主要是靠钱来解决问题，所谓“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解决”。譬如最近杭州的出租车司机罢工，仅仅一天就解决问题了。原因是政府出面了，司机每拉一趟政府给一块钱，如果拉30个人，就有30块钱，司机当然都愿意干了。必须指出，本届中央政府出台一些“民生”政策，给老百姓带来很多实实在在的好处，这些政策我是赞同的。因为前一阶段，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发展中，许多老百姓变成了弱势群体。

但是，以钱来解决问题的背后有两个问题。一是它背后有着一个不能成立的假设，即“所有的老百姓都是好人，只要搞好民生，他们就会满意。”目前政府“给钱”的这种做法，就好比一个有十个儿子的妈妈在分财产。如果十个儿子不管其贡献如何都得到一样的收入，不但儿子们失去了对家庭做出贡献的动力，而且认为自己做出贡献较大或者是值得被宠的儿子们就会不满意，而如果谁能闹谁给钱多的话那么十个儿子就会欲望越来越高，并且最后个个都成了“刁民”。一旦你闹事就给钱，以为别人会满足，但是这显然不太可能，因为百姓的欲望是会不断提高的。目前，无理取闹型抗争就是老百姓在政府花钱“维稳”的政策上寻找机会的产物。

“给钱”造成的第二个后果是，中央政府会以为只要给钱老百姓就能解决问题，会越来越倾向于把所有的资源抓在自己的手里，越来越变成一个“强国家”。实际上，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深受文革极左思潮危害的国家来说，“强国家”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特别是，一旦失去了意识形态的支持，国家力量越强，百姓对你的要求就会越高，政府执政的难度就会不断加大。在我看来，政府应该“给钱”，但只能给那些最应该的“钱”，即国家建设的是普遍性的医疗和权益，提高福利政策。现在，有趣的是，国家给普遍性的钱给的不多，对那些个别闹事的则是“谁闹事就给钱”的特别多。

时代周报：那么关于社会抗争中“暴力”的使用，是不是应该有一个限度？

赵鼎新：不做道德评价的话，政府本身是暴力机器，它一点都不使用暴力是不可能的。这里面，的确有一个限度的问题。暴力怎么用法，采用何种手段，这背后是不是有精英共识，是不是有法律基础，是不是能给被压制的一方递送一个清晰的信息，使他们知道他们的“自由”的边界，这些都是关键。在我看来，暴力，一方面是政府的强制行为，另一方面如果使用合理的、在法律背景下、可预测性的暴力，实际上是老百姓讨价还价的另一种方式。因为，如此一来，人们便知道我怎么样闹事就不会被镇压，而政府则把抗争纳入到了体制允许的轨道。

可中国问题的关键是，很多官员不这样想，他们总想自己方便。自己方便了，法律就失去了严肃性。他们有的不讲原则的取悦民众，有时又滥用“暴力”，这些都会造成长期的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