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鼎新：制度化解决社会矛盾才是正道（2）

当前中国的社会抗争并不严重 

时代周报：对未来而言，不同社会群体的社会抗争运动的走向如何，在您看来有哪些类型（或者群体）的抗争会比较严重？

赵鼎新：首先，农民的集体抗争可能会减少。90年代的农民抗争，实际上是抗税。因为当时地方政府变相的摊派实在太多了，可自2004年起，农民不交农业税了，这方面的抗争就少了；土地拆迁方面的抗争也会大幅度减少，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已经过了，且中央也越来越重视，明令禁止强拆问题。因此，这种类型的抗争尽管还在，有时甚至很激烈，但已经不是主流了。

工人群体的抗争则要看地区，90年代的东北地区夕阳产业工人的闹事已经过去了，反而东莞等地方年轻的工人闹事可能会增多。譬如去年出现的富士康和本田事件就是一个信号。对于后一种抗争，我以为有一个原则，即在面对社会纷争时，政府不应该出面管太多，但必须保持头脑清醒。国家应当起的是协调作用，并用法律来规定包括罢工在内的劳资矛盾的表达和解决方法，而不能加入到劳资双方纠纷的深渊中去直接干涉，只会使得劳资矛盾政治化。

另外，未来一段时间其他的一些诸如维权运动、中产阶级环保运动和NGO的活动可能会增多。只不过目前关注的人比较少、研究也不多，所以不被大众注意。比方关于第二代农民工子女受教育、农民工女子被老公打的问题等，在不少地方有各种各样的NGO组织专门针对诸如此类的问题。

最后，骚乱在中国将持续频繁发生。中国国家的控制力较强，闹事群众的组织力较差。因此，无组织的骚乱就成了社会上各种怨恨的一个主要发泄渠道。

时代周报：最近社会运动可谓席卷全球，从中东的“阿拉伯之春”到英国“伦敦骚乱”，再到“占领华尔街”等，这些和当下中国的社会抗争是否相同？

赵鼎新：区别非常大。这种不同首先体现在原因上。中国的左派很有意思，他们一听到这种事情，就以为资本主义总体性垮台征兆出来了。实际上，英美等国家出现这些事件，主要原因是“去工业化”。一个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工资水平就会提高，福利条件就会提高，劳动力成本也会提高。可是，提高到一定程度，低端产业就没利润，往更穷的国家走了。所以，英美等国就会往金融、高科技道路上走，但是这种高端企业也雇不了多少人，导致许多老百姓基本上处于失业，经济好的情况下，政府搞好福利还能支撑，可以一旦经济不好就出问题。英国基本上就是这一情况——原来吃福利的人，国家经济一不好就闹。

美国的情况有些特殊，美国左派势力比较弱，右派、保守派势力比较强。这样一来，在那么大的金融危机，就像华尔街的人没什么损失，这的确不公正。在我看来，“占领华尔街”实际上是对美国左派势力过分弱所产生的后果的一种反弹。

另外一个区别是处理方式上。美国和英国在缓解社会矛盾方面有着相辅相成的“三大法宝”：民主选举、利益政治和法制。民主选举把社会矛盾部分地转向了选举政治并为利益政治和法制的确立提供了保证；利益政治把社会矛盾转化成法律框架下的不同团体之间的讨价还价，使得国家能在面对社会抗争时能担当仲裁人而不是作为抗争的对象；而法制则整合了社会精英的意志，防止了民粹主义的产生，并且由法制而产生的法律程序和镇压措施有效地把社会抗争的形式规范化为制度框架下的利益政治。这就是为什么像“长期占领华尔街”这样的社会运动在美国不会导致任何重大政治动荡，而在中国发生的话就可能会引发一场革命。

在我看来，美国和英国，他们的社会矛盾不比中国小。但是，人家社会容纳和解决社会矛盾的能力是我们目前不具备的，他们把社会矛盾纳入制度化框架，逐渐将其消化、解决，能力比我们大得多。

时代周报：在许多人看来，目前中国群体性事件已经很严重。但是，也有一种观点认为现在才刚刚开始，因为中国现代化进程才进入起飞阶段，而按照过去的说法，这一进程需要100年时间且不可逆转。对此，您怎么看？

赵鼎新：目前，中国社会抗争并不严重。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中国社会的抗争和欧洲社会工业革命阶段的抗争不能比。当年欧洲的社会抗争，受到马列主义、法西斯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大型世俗意识形态的支持，其产生的社会力量无论是在组织形态、还是价值目标上和行动能力上都是今天中国所不能比的。当下中国的抗争，基本上没有大型的话语和意识形态支持，只要政府在各类集体抗争面前表现得不要太糟糕的话，这些集体抗争就只会停留在经济和利益层面上。当然，中国集体抗争事件解决特色会引发民粹主义，并需要持续的经济快速发展和国库的充足作为背景。

有人认为中国目前问题严重，那是因为几乎没有人感觉好，官员、百姓，农民、知识分子皆如此，都认为社会矛盾很大。为什么没有人满足，主要是在社会变化过程中，几乎所有的东西没有制度化。你拥有1000万，富吗？可是，很可能明天这些钱也许就不值钱了。另外，至少在人民的感觉中，中国的腐败比较厉害。毕竟人人还是有些“正义感”的，如果通过本事上去的，大家心里的不高兴最多也只能表达为嫉妒，可如果是走后门上去的，人们就会公开表示不满，总想着自己走后门余地不如别人大，到最后人们就会把制度解读得很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