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鼎新：制度化解决社会矛盾才是正道

从十几岁开始，赵鼎新就显得格外“另类”，爱读书的他，成天思考的，且全是一些超出其年龄的“古怪”问题。如今，作为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终身教授，赵鼎新在学术研究上突出成果，尤其在社会运动与社会治理的研究中。

针对当前中国社会抗争运动日益增多的现状，赵鼎新教授对其历史和未来走向都有着清醒的把握。在他看来，影响中国社会抗争运动的变化有两大关键性因素：一是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变化，二是政府处理社会抗争的方式与方法，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政府将社会抗争引入体制制度框架加以解决的能力。赵鼎新指出，相比较于目前“给钱”处理社会抗争的方式，制度化解决社会矛盾才是正道。

三十年中国社会抗争的变化 

时代周报：您曾提到，“在目前的中国，从农村到城市，社会上各类集体抗争事件层出不穷。20世纪80年代末发生的那种大规模政治动乱也离我们相去不远。”那么，80年代的中国社会抗争是怎样的？

赵鼎新：总体上，80年代社会抗争运动主要是由文革和极左时代的后遗症导致。当时的中国社会抗争有几个特点：一是大规模，二是政治化的，三是针对中央的比较多。首先，整个80年代基本上都是大规模的，当然这样说并非不承认也存在一些小规模的。譬如当时知识青年就近2000万人，这么多的人一下都要回城会是怎么样的一种场景，更何况还有不少的老干部也被文革耽误送到了下乡。

其次，当时的社会抗争运动政治化倾向明显。那个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思想比较统一，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承认文革是极左路线和结果和中国的一场灾难，并在思考中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实际上，这个事情就是党内当时也有共识，邓小平就指出，像文革这样的事情，在美国这种社会是绝对不会发生的。整个社会于是就对“强国家”有巨大的反感——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种反感其实也是知识分子在反感自己，因为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始终在追求“强国家”，认为只有如此才能够拯救中国。这种情况下，社会抗争运动很容易就打上政治化的烙印。

最后，社会运动针对中央也很容易理解，毕竟文革动乱、知识青年下乡这些政策，包括后来的因为实施价格“双轨制”而带来的“官倒”，都是中央政策实施的后果。

时代周报：90年代之后的情况呢，整个社会出现了哪些变化？

赵鼎新：在我看来，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是一个分水岭。先是当时的“自由派”力量走向式微。92年邓小平南巡后，党内的“左派”力量也遭受到了巨大的打击。当时的中国尚没有体制外左派势力，再加上百姓维权意识未起，大多数人一心只想发财，整个社会的经济在阻力极小的情况下进入了一个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主导期。试想一下，一个社会在何种情况下“发展”最快，那一定是在没有社会阻力的情况下——社会阻力可以来自左派，也可以来自保守派或者是自由派，前者可能觉得你的政策会导致不公正，后者会觉得你还有其他的问题。但是，正是社会阻力的缺乏给了政府以很大的自主性，使得中国经济在1992-2002年间有了极大的发展，迎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

站在今天的视角，我对90年代初中国的左派和自由派的全面式微表示遗憾。政治和思想层面上缺乏制约和均衡使得中国经济能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指导下得以迅速增长，可高速增长的代价则是环境污染问题、贫富差距加大问题、地区不平等问题、社会保障体制衰败的问题、官员腐败问题、农民的税收问题、工人的下岗以及城市扩张进程中的拆迁等问题。随着这些问题的出现，到90年代后期，抗争就越来越多了。但是他们和80年代有很大的不同，因为无论是工人的失业、环境污染，还是土征收拆迁等，老百姓都不好直接找中央政府闹，只能是找当地的政府或老板解决。如此一来，尽管矛盾已经十分尖锐了，但是社会抗争的地方化、小型化和经济化的趋势明显。这一时期的社会抗争有点类似于古代的农民的起义，反贪官不反皇帝。

弱势群体的抗争就是当时形成的。所谓弱势群体就是那些组织能力较差，而维权意识又尚没有起来的一个群体。他们在当时的确是弱势群体，没有知识分子和意识形态的支持，他们的抗争基本上是反应型的。当时老百姓刚刚富起来，面对一些社会不公问题首先想到的是靠个人的途径想办法解决问题。譬如拆迁了，如其闹事还不如开个后门，一亩地赔不了多少钱，我就在地上种满银杏树，让政府多赔些树钱。

时代周报：最近这些年又有哪些新变化？

赵鼎新：最大的变化是人们的维权意识越来越强烈了，主动型的社会抗争日益增多了。举个例子说，90年代一些化工企业是高污染的，但是因为给了当地老百姓一些补偿，还提供了一些在当时来说是高工资的工作，所以老百姓怨言不多，也不会进行抗争。但是现在不同，如今这些化工企业属于低端行业，不仅工资可能不高，也出不起钱来对当地百姓进行补偿了。同时，当地的老百姓在温饱问题解决了后也开始关注环境问题了。污染变成问题了，而补偿的钱又没有了，老百姓当然就不干了，他们肯定要维权了。总之，从表面看，当下闹事的性质和九十年代相比没有什么区别，但是，随着这几年网络、手机的兴起，维权意识的提高，再加上政府用钱买安定的思路，导致了社会抗争从反应型朝着主动型的方向发展，并且出现了民粹主义的抬头。

当前不少地方甚至出现了无理取闹式的社会抗争。必须承认，当前社会上出现的大多数抗争并不是无理取闹，但确实有一些人利用政府“怕出事”的心理，想通过闹事来获得不应该获得的赔偿。譬如，最近上海一些买房子的业主因为房价下跌闹事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