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齐：亲历“文革”后期落实干部政策（二）

◇　释放和安置中央专案审查对象

释放和安置中央专案审查对象，是“文化大革命”后期落实干部政策的一件大事。1975年1月20日传达中央决定，将中专一、三办的案子，由中央政治局同志分管改由汪东兴、纪登奎、吴德、华国锋四人负责统一起来搞，对案子进行清理，先易后难，分批解决。一是将“文化大革命”以来毛主席对中专一、三办和中组部、总政、国务院的有关批示集中起来编成册子，进行学习，领会精神，作为处理案件的依据。二是由中专一、三办对案子进行认真研究，定个处理杠杠，先解决一批，除特殊情况外，关押着的先放出来，争取三个月解决问题。中组部责成我负责收集和编印批示。2月3日，郭玉峰和中专一办、中央办公厅负责人开会，对我收集、编印的批示清样进行了研究，将未列入的几件加以补充后，正式印出20份送给纪登奎。

2月10日，郭玉峰和中专一、三办负责人找河南、陕西两省有关负责人来京，传达毛主席关于释放杨尚昆、薄一波的指示，明确：杨安置到山西，薄安排到河南，安置在中等城市靠医院条件较好的地方；在中央未作结论前暂送一般文件和报刊看；不限制本人活动，家属可去看望；安置后由省委负责管理；省委研究提出具体安置方案报来经同意后，派人来接，事先由中专一办同本人谈话。这些措施以后都得到落实。

根据毛主席关于尽快结束专案审查，把人先放出来的指示精神，各有关方面积极做准备工作。4月2日，党中央、毛主席批准了释放人员名单。4月上旬，中央专案工作会在严格保密情况下在京西宾馆召开，中组部和中专一、三办、国务院政工组、总政负责人组成领导小组，我和上述单位来的三人作为工作人员。与会的有负责安置审查对象的省、释放人员原单位的负责人。在听取中央领导人讲话后，分组学习此前编印的毛主席的批示；由中专一、三办提出解放人员名单和安置地点，能作结论的释放前作出结论，作不出结论的提出生活待遇意见。会议确定，于5月开始放人，明确在释放专案审查对象时，要做到不声不响、默默无闻，不要在党内外和社会上引起震动。会议结束后，我同另三位工作人员连夜起草了向中央的报告，送给纪登奎等几位中央领导。

为具体办理中央专案审查对象的释放安置工作，中组部成立由我牵头的小工作班子，负责同中专一、三办和有安置任务省的联系协调。有关省确定的安置地点，经专案组派人实地考察认可后，由专案组派人护送到安置地点，身体不好的由家属或原所在单位派人陪同。除以前已陆续释放的以外，这次集中释放的专案审查对象，属中专一办审查的有69人，中专三办审查的有百余人。如彭真安置到陕西商县干休所，李运昌安置到山西长治，刘澜波安置到山西忻县地区天桥水电站任顾问，王从吾安置到湖北孝感，等等。安置到外地的，释放后先在北京的招待所住几天，少数人坐飞机走，多数人坐火车走，直接送至机场或车站。这项工作政治性、保密性极强，要求工作要十分严谨细致。此项工作至7月基本结束，绝大多数被关押的审查对象被释放出来。

◇　处理“叛变”“自首”问题的试点

“文化大革命”后期落实干部政策遇到的一大难题是政治历史问题的定性处理。虽然处理这一问题在20世纪50年代审干时中央发布过政策规定，对受审查的干部都据此作了结论。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却被批判为执行了“刘少奇的叛徒哲学”、“招降纳叛”，许多地方掀起了“抓叛徒”活动。这些干部的问题又被翻出来进行审查，也有些被查出了新的问题。在中央没有新的政策规定的情况下，各地各部门在作定性处理时既怕右又怕“左”，加之派性干扰，大多等待观望，久拖不决，少数作出结论的则多偏“左”、偏严。据湖北、辽宁、陕西、四川、吉林、河南六省统计，“文化大革命”中属六省省委立案审查的干部有7721人，至1973年底1974年初未作结论的有2207人，占28．6％，其中大部分属于政治历史问题。有不少省派人带案例到中组部汇报，但都得不到明确答复，只让省委研究后向中央请示。

由于处理这一问题事关一大批老干部的政治生命，中央十分慎重。党的十大前，周总理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解放干部名单时，让将原报定为“叛徒”的二十几人都拿下来，指示起草一新的政策规定，然后再作研究。以后纪登奎受中央委托，组织中组部及有关部门研究起草了《处理叛变自首问题的规定（草稿）》。1975年10月，邓小平针对《规定（草稿）》讲了几点意见：关于群众组织的问题，如老根据地工、青、妇，这样搞如何？前几条杠杠没什么问题，但情节有轻有重，如何解决一下，当中有个缓冲，既要严肃又要具体分析，不搞形而上学；有的定不上叛徒但有错误，定了叛徒的也要给工作、给生活出路。

为严肃慎重，中央政治局决定将《规定（草稿）》先在中央、国家机关进行试点。试点工作会议于1975年10月下旬召开，各部党的核心组有关成员和专案工作负责人共百余人参加。会议地点在二里沟国务院招待所。试点任务是，学习讨论《规定（草稿）》，提出意见，进行修改；对照研究各部的案例，提出定性处理初步意见。强调允许发表不同意见，但要严格保密。试点领导小组由中组部、国务院政工组和总政负责人组成，下设办公室配十余人，由我牵头，负责联络协调，了解汇总情况，综合研究提出的意见，对《规定（草稿）》进行修改。试点工作分四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用7天时间学习毛主席的批示和《规定（草稿）》，领会精神，联系实际，提出对草稿的修改意见。第二阶段，与会同志回本部向党的核心组传达汇报，根据本部情况，对草稿提出修改意见，成立专门班子，对本部的案子研究提出定性处理意见；同时，由试点办公室根据第一阶段提的意见对《规定（草稿）》作初步修改。第三阶段，参加试点的同志包括有关专案组负责人分成9个小组，对照初步修改的《规定（草稿）》，对本组各部的案例逐一研究讨论，提出初步结论意见，最后南各部党的核心组正式研究确定，按干部管理范围上报。第四阶段，写出试点工作报告，连同最后修改后的《规定（草稿）》及说明，上报中央。

试点工作至12月上旬结束，历时近两个月。当进行到10月底时，内部传达中央要“反翻案风”了，试点中要顶住“翻案风”。讨论中开始批右，研究案例趋向偏严，对草稿提的修改意见趋向偏“左”。这次试点共讨论了39名副部级干部、700多名局处级干部和少数军队干部的案例。试点结束时，办公室抓紧写出工作报告，修改了《规定（草稿）》，经审核后报给纪登奎。这时，“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已在全党展开，中央对上报的报告未作批复，规定也未下发。对此，纪登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作检讨时说：为了处理干部的历史问题，受中央委托，我主持起草了处理叛变自首问题的《规定（草稿）》，后来看，这个规定对问题缺乏实事求是的历史分析，搞得偏严偏“左”，虽然没正式下达，但对落实干部政策、解放干部起了阻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