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学者：县级政府是信息公开的最薄弱处（2）

在透明度评估中，我们会把自己变成制度的消费者，只有这样评估的结果才更接近真实。

民众大量的目标信息是指向基层政府的

《瞭望东方周刊》：今年的《报告》比2009年多了对县级政府的评估，为何把要把县级政府纳入评估范围？

王锡锌：信息公开最重要的问题是政策“落地”。中国老百姓直接打交道的对象是县一级政府。政府信息公开是用制度供应满足社会需求，而县一级政府是此种需求和供给最大的市场。

在政务公开的推进过程中，推动力通常从上层到下层，是递减的。未来，我们会把中国县一级政府的公开，作为推进政府透明度最主要的课题。

《瞭望东方周刊》：目前中国县级政府的透明度的现状是怎样的？

王锡锌：中国有3000多个县，全世界还没有任何组织做过这么大规模的评估，我们这次也只能抽样来做县级政府的评估。

从现有的结果看，省级政府往下，政务公开的文化氛围逐级减弱，但是民众的信息需求却逐级增加。民众大量的目标信息是指向基层政府的，这是一个很大的供需不平衡。

其中原因是，第一，中国的信息公开是由政策推动的，县一级政府正是政策推动力最薄弱的地方。第二，社会学者和媒体制造的公共舆论对政府透明度的推进起到积极作用，但是县里通常没有学者，没有自己的媒体，于是缺乏民众推力。

《瞭望东方周刊》：近年人们对于行政透明的要求越来越高，政府信息公开的文化氛围在基层有所改善吗？

王锡锌：从《报告》的结果看，中国老百姓有知道的欲望，但不清楚自己有知道的权利。比如说县政府的财政支出情况，比如说征地拆迁补偿款的问题，老百姓都还没有形成足够的权利意识。

《瞭望东方周刊》：县级政府信息公开的难处在哪里？

王锡锌：中国的信息公开是治理的技术问题，但是跟治理的结构问题密切相关。在与地方官员的接触中，我认为其实县一级官员也意识到了公开的重要性，难点是风险的权衡。

日常的政府工作老百姓本来就不清楚，所以政府不公开的压力很小。遇到突发或重大事件，地方政府认为公开一些信息可能引发更大的事件。有的负面信息，告诉老百姓风险大，还是不告诉风险大？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考虑，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权衡等等，很多复杂因素加大了政府公开的成本。

其实，许多社会问题可以通过民众的权利行使来化解。如果没有渠道化解，问题累计到一定的程度就会集中爆发，从而演变成群体性事件。所以，政府公开和地方维稳不应是矛盾关系，而是互为“帮手”。

另外，中国县级政府的领导人，都不能是本地人，任期也有限。地方的干部不是地方化的，他和老百姓的沟通难免存在一些问题。

权力运行的不同生态，决定了中国政府信息公开的基础和难点都在县级和县级以下政府。

必须向各级部门告知不公开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