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官”工作调查报告：陪领导多，下基层少（4）

为了县里招商引资，这位副县长出去也是求爷爷告奶奶，但在外面做的很多工作别人看不见，外人还以为他出差是在花天酒地。

“上面下达一些经济指标，不管县里的实际情况，必须刚性完成。”杨万东说，为此县里要往下向乡镇、街道分解指标，“基层完成有困难，久而久之基层也有些想法和怨气。”

另外还有拆迁问题。

杨万东说，有些属于重点项目，上面派人来督察，给他们很大压力，不得已就要强拆，“强拆又造成信访和维稳问题”。

压力之下他们的减压方式也不多。

田改伟说，据他们观察，县处级干部每周参加体育锻炼的总时长平均为6.40小时，“主要是网球和跑步”。

而党政“一把手”每周的休闲保健时长为3.91小时，比其他领导干部的6.84小时几乎少了一半。

杨万东的同事有的会早起游泳，他会在睡前慢跑半个小时，“每年体检都是三高的人比较多，这也算是吃公家的饭，得自己的病。”

“郡县治，天下安”，县处级干部处在中国五个行政层级的底层。

这个干部群体怎样工作、怎样生活的？针对这样的问题，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开展“县处级领导干部日常工作生活观察”的研究。

近日，课题组负责人、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所长房宁、副研究员田改伟、郑建君博士接受本报记者采访，阐述他们对县处级干部工作和生活观察的感受。

三成联系对象拒绝观察

新京报：你们的观察对象是怎么找到的？

房宁：大致有三种途径。最先想到的是我们所设在不同地区的研究基地，这些基地我们也比较熟悉，认为很容易谈成。但也不是所有的都谈成了，有的就是“一把手”不同意。

第二种方式是得到了有关省委领导的推荐和帮助，通过这种方式联系成功率比较高。这种推荐和帮助也是非正式渠道的联系。

剩下的是我们主动联系的，但这种碰到的钉子最多。

新京报：为什么你们主动联系的，被拒绝的多？

房宁：这事比较敏感，很多地区的领导怕造成误会。我认为这背后与干群、党群关系比较敏感有关。不过能找到这么多人，基本科学性有保障了。

新京报：他们为什么拒绝你们？

房宁：他们也不是说这事不能研究，不能披露，但很谨慎，有顾虑。他们怕社会上有恶意的误解和不友善的炒作，人家不愿引起这个麻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