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于资本和资产所采取的措施是计划手段,地主被消灭了,资本家的财产也变成了共有。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第一,非财产性的社会分层结构。没有土地、资本、房产这些基本要素,但社会还存在一个不以财产为本位的体系,比如说当年把人分为“红五类,黑五 类”。“黑五类”包括地、富、反、坏、右,地主、富农、右派、资本家,这些都是社会地位最低下的人,“红五类”就是那些贫下中农,革命干部。这种对社会地 位的思考同现在的结构是完全不一样的,这种现象被称之为政治分层结构。以报考大学为例,当时考大学首先要问出身,“黑五类”出身不能去,“红五类”出身就 可以报考。当然分数也很重要,但是有两层标准,一些人经常考高分,却因为出身不好,一直不能上大学。
这种社会政治地位的不同,造成在资源的享有上存在很大的地位差异性,它也被称为社会身份分层体系。比如企业分为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当时人们最想进 的企业是全民所有大型国企,如果是进街道企业,就反而要差一点。干部和工人也不一样,比如大学毕业,档案就归为干部档案,如果没有达到大学以上,一般就被 归为工人档。
在改革以前的结构中,身份是存在的,改革以后总的来说流动性就强了一点。改革以前农民要进城打工是不被许可,农民必须在农村公社中工作,在农村里生活,这就是户籍身份造成的。其实,时至今日,户籍身份一直还影响着我们。
第二,比较均等化的收入分配。虽然当时的工资是分级别的,但是个人其他方面的收入基本不存在,人们的收入来源比较单一。有别于今天多元化的收入来 源,包含有奖金、加班费等,当时的收入基本上就是一个简单的工资体系,人们虽然也有工资级别的差异性,但总的来看,财产均等化程度比较强。其他的东西都是 通过计划体系配置给全体人民,比如说住房,由于不存在房地产的概念,家庭住房是由单位分配的,申请者不仅要是无房户,还得计算家中的人口数。当时每个单位 都有一套分房标准,比如工龄、贡献、家庭人数等。还有,各类商品也并不丰富,过年过节分配的比如花生之类的零食,也是一人一包,均等化非常突出。
第三,冲突型的社会聚合体。毛主席比较强调阶级斗争,认为要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主张使得社会的总体张力比较强,在文革时期,没有 一个单位不是分裂成两派的。当然,毛主席的一些社会实验是值得我们继续研究和探讨的,比如“两参一改三结合”,强调工人、技术人员应该参与到工厂的管理中 去,厂长也应该参与到一线的生产中。这种建议非常符合我们现代的民主管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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