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8）

第三个原因是劳动力要素成本上升。去年这个时候沸沸扬扬的一件事就是富士康职工跳楼，这件事情直接结果就是各地大幅度提高工资水平。这个问题是与我们的收入分配状况相联系的。我们现在存在的很多所谓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最终的原因都可以在收入分配上找到解释，所以调整收入分配政策是一个重要的改革方向和内容。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我们党也是在不断的深化的。2002年十六大对收入分配政策的表述是“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的比重，提高低收入的水平”，这几句话的重点是“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一个比较合理的国家收入分配结构应该像一个枣核形，就是高收入是少数，低收入也是少数，多数人是在中间这儿，叫做中等收入，这样的收入结构稳定，能较好地促进经济发展。我们国家的结构是鸭梨形，高收入的是少数，低收入的一大堆，中等收入挺不起来，所以十六大时，我们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并表述出来了，但是现在回过头去看当时的表述显然是不够的，虽然指出了问题，但没有讲如何去提高中等收入者的比重、从哪儿去提高、提高多少等。五年之后到了十七大，对于收入分配问题的表述就大大进步了，叫做“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明确了从哪儿去提高，也明确了提高的下限，但也应该有个上限，上限就是工资提高不能超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理，如果超过了就是成本推动通货膨胀。所以十七届五中全会对这个问题的表述就叫做“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这个两个同步既要理解成一个高另一个也要高。同时还要理解成一个高离不开另一个高，就是说既有下限也有上限，只有这么做才能够避免出现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当然，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是由于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收入分配领域存在比较严重的问题，我们现在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明显偏低，我们的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比重明显偏低，我们有必要通过矫枉过正的办法把偏低的比重调整回来，就意味着在一定时间内、一定程度上使劳动报酬的提高高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但是如果把这种提高作为一个长期的政策就错了，必然会引起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压力。

第四个原因就是土地要素成本上升。我们土地的交易价格长期明显高于CPI，这是造成我们价格上涨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土地问题，而是和我们的财政体制、政治体制相关的，也是短期内很难解决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