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晋：毛泽东的读书生涯和政治实践（4）

三、编书、荐书和讲书：毛泽东习惯使用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编书、荐书、讲书，前提都是读书，而且是要精读之后才能去编去荐去讲，最终让别人让社会分享自己的读书心得。毛泽东是政治领袖，又是读书人，两种身份的结合，自然引出这一特殊的政治领导风格和工作方法，把书作为动员和宣传工具，作为理论创造和思想普及的工具。毛泽东始终相信，人们以各种方式所接触到的知识、理论、观点，有助于他们在实践行为上的选择，对现实社会改造十分重要。他更清楚，要培养高素质的领导干部，与其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读书学习，就是“授人以渔”。因此，需要解决什么现实问题或需要提倡什么精神气氛的时候，他总是开列出一些有现实针对性的书目让干部们去读，以便打通思想。甚至在一些会议上印发他选编的著作篇章，有时候还亲自在会议上逐一讲解。这是他比较鲜明的政治领导风格。
关于编书。
编书就是根据某种需要择书而读。早在读师范的时候，毛泽东就曾开列77种经史子集给同学，认为是国学研究的必读书目。大革命时期，他曾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后来又专门从事农民运动，这期间他做的一项重要事情，就是编了两套书。一套叫“国民运动丛书”，毛泽东亲自开列书目，还聘请当时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文学家沈雁冰（茅盾）作编纂干事。此后又编了一套“农民运动丛刊”，计划出版52种，实际出版了26种。延安时期，毛泽东编的书就更多了。其中重要的是《六大以来》这部党的文献集成为当时参加整风学习的高级干部的必读书，效果非常好。这个做法，开启了中国共产党文献编辑事业的先河。改革开放以后，中央文献研究室跟踪式地编选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十二大以来》一直到《十六大以来》，成为辑纳党的方针政策的文献系列。1955年农业合作化时期，毛泽东又读了大量文稿，选编了一本90多万字的书，叫《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写了一篇有名的序言，并为其中的104篇文章写了按语。这本书在当时被称为“农业合作化的百科全书”。除了编选一些政治书，毛泽东还编过一些看起来是闲书的东西给领导干部们读。例如，1958年3月成都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他编了一本《诗词若干首（唐宋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和词）》，一本《诗词若干首（明朝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印发与会者。他讲:“我们中央工作会议，不要一开会就说汇报，就说粮食产量怎么样，要务点虚，要务虚和务实结合，我们可以解决钢铁的问题，煤的问题，同时我们也要拿一点时间来谈谈哲学，谈谈文学，为什么不行呢？”意思是让会议的气氛活泼一些，思路开阔一些，思想解放一些，特别是在四川开会，让外地的干部多了解一下四川的情况，以扩展他们的知识领域。1961年，根据国际形势的需要，他指导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从古代笔记小说中编选了一本《不怕鬼的故事》，细读之后还帮助修改了序言。
关于荐书。
毛泽东荐书，是一种常态化的事情。一是在会议上公开向领导干部们推荐，目的是要倡导或纠正什么风气。一是私下里向一些个人荐书，用意更具体，往往是针对一些人的情况，希望他们能从所荐之书中有所领悟。这里只讲讲毛泽东晚年私下荐书的情况。李德生担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时，毛泽东向他推荐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说这是一部军事地理的参考书，可以先读有关华北部分。他还让许世友这位文化水平不高的将军读《红楼梦》，说许世友有些像汉初大将周勃，“厚重少文”。此前许世友觉得《红楼梦》没有什么好读的，那是“吊膀子”的书，毛泽东就对他说：“你要读《红楼梦》，读五遍你才有发言权”。回南京后，许世友让秘书抄成大字本给他读，据说直到去世也没有读完。1973年，王洪文到中央工作后，毛泽东对他的表现不满意，就让他读《后汉书》里的一篇《刘盆子传》。因为是古文，他读不懂，就让上海的朱永嘉给他讲。西汉末年，赤眉农民起义军要选一个人当皇帝，就从参加这支起义军的几十个刘氏后裔中，找出三个血统最近的来抽签，结果被一个叫刘盆子的放牛娃抽到了。刘盆子当皇帝后依然故我，不务正业，经常和一帮放牛娃嬉耍，终于没有出息失败下台。毛泽东让王洪文读《刘盆子传》，无非是提醒他，凭资力、能力，王不够格，你要有自知之明，千万不要学刘盆子，要注意学习，长进。传达出毛泽东对王洪文的隐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