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晋：毛泽东的读书生涯和政治实践（3）

延安时期，是毛泽东读书的一个高峰期。他以异乎寻常的热情和精力来读书并提倡读书。他以前没有时间写日记，唯独到了延安以后开始写日记，为什么写日记？日记的开头说:“20年没有写过日记了，今天起再来开始，为了督促自己研究一点学问。”他的日记事实上是读书日记，记录了哪天读了哪本书，读了多少页。从这个日记看，1938年二三月间他读了李达的850多页的《社会学大纲》，还有克劳塞维茨《战争论》和潘梓年的《逻辑与逻辑学》等等。梁漱溟访问延安时，毛泽东读了他的《乡村运动理论》，写了不少批注，还花好几晚上同他讨论。
毛泽东当时为什么特别提倡在党内要形成读书学习的风气？一个重要原因是，总结历史、分析现实急迫需要理论，但党内理论素养准备不足，这是亟待克服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最好办法，就是读书学习。从思想方法角度讲，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阅读和理论创造，确立了毛泽东此后看待实践、分析问题的两个最根本的方法和一个根本主张。所谓“两个根本方法”，一个就是实事求是，一个就是对立统一。所谓“一个根本主张”，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科学理论的指导。要被全党接受成为领袖，光会打仗不行，要有理论创造。土地革命时期，王明、博古这些人在党内占据领导位置，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在理论方面说得一套一套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掌握得比较多，但他们脱离中国革命的实际。中国革命的实际迫切需要上升到理论上的创造，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正是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在丰富的实践基础上，通过真读真学，在哲学上写出了《矛盾论》、《实践论》，军事上写出了《论持久战》等，政治上写出了《新民主主义论》，文化上还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些理论创造，全党上下都服气。正是在延安的窑洞里，他完成了从军事领袖到政治领袖，从政治领袖到理论权威这两大跨越。陈云1941年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上说：“过去我认为毛泽东在军事上很行。毛泽东写出《论持久战》以后，我了解到毛泽东在政治上也是很行的”。任弼时1943年在中央高级学习组上说，1931年他到中央苏区，认为毛泽东“有独特见解、有才干”，但“在思想上‘存在着狭隘经验论，没有马列主义理论’”，“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认识到他的一贯正确是由于坚定的立场和正确的思想方法。”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读书更多更杂。这里只讲讲他晚年读文史古籍的情况。从1972年开始，他先后开列有86篇作品，让人印成大字本，供中央一些领导人读，他自己当然是细读圈画了。这些作品涉及史传、政论、诗词曲赋。按时间划分，从1972年到1973年7月读的主要是历史传记；1973年8月到1974年7月读的主要是历史上的法家著作，包括韩非子、柳宗元、王安石等人的著作；1974年5月到1975年6月，读的主要是一些诗词曲赋。这些，都与当时的政治背景有关，与毛泽东晚年的复杂心态有关。读诗词曲赋的时候，政治、社会，理想、现实，壮志、暮年，往往能在他的感情世界掀起巨大的波澜，从中寻求心志的勉励和抚慰。他晚年反复读庾信的《枯树赋》，还考证一些词句的意思，比较各种注解，读到 “树尤如此，人何以堪”这样一些句子时，年逾80岁的一代伟人禁不住泪水纵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