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发自内心的对知识、真理的渴望。
毛泽东读书,是发自内心的对知识、对真理的一种渴望。有这种渴望,才可能用心用脑去真读、真学、真思考。什么叫真读真学?具体表现在这么几个方面:
一是经典的和重要的书反复读。毛泽东曾对人说,他在写《新民主主义论》的时候,读了十几遍《共产党宣言》,为了学英文,他找来中文版和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对照起来,在一本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里还留有他的批注。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是他经常阅读的。《资本论》很难读,但毛泽东读《资本论》留下的批画有四个时间,说明他起码在四个时间段里读过《资本论》,当然不一定是全读。在五十年代初,毛泽东对人说,《红楼梦》他已经至少读了5遍,此后他也读过,还让人从北京图书馆手抄过一部胡适收藏的《石头记》。
而是相同的题材内容,毛泽东习惯把不同的甚至是观点相反的版本对照起来读。例如,他读美国历史,就让人到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去借,还专门写条子说,不光要马克思主义学者写的,也要资产阶级学者写的。关于《拿破仑传》、《楚辞》,他都找来不同人写的和不同人注释的版本来读,《楚辞》曾经要了十几种版本对照起来读。1957年,他对领导干部讲:要读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我们有些共产党员、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的缺点,恰恰是对于反面的东西知道得太少。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就那么照着讲,比较单调。讲话,写文章,缺乏说服力。
三是除了写读书批注外,毛泽东注重讨论式地阅读。他不光是自己闷头读,读完以后常常和别人讨论,有时是边读边议。比如,延安时他专门组织了读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读书小组,每天晚上读10多页,然后各自谈看法。1959年底还组织读书小组专门到杭州研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了两个月,议出了许多好的思想。把社会主义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历史阶段,就是毛泽东在这次阅读中提出来的,这是我们80年代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概念的认识源头。参加这个读书小组的同志后来根据毛泽东的谈话记录,印了两卷本的《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
二、毛泽东读书历程
毛泽东早年有个外号叫毛奇。关于这个外号的来历,一说是因为他崇拜当时的德国元帅毛奇,一说是他常讲读书要为天下奇,即读奇书,交奇友,创奇事,做奇男子。按后一种说法,毛泽东是把读奇书当作成为奇男子的第一个条件。
早年毛泽东读书的目的,先是说为了“修学储能”,然后说要寻求“大本大源”,最后是要找“主义”。概括起来,对他影响比较大的书有四类。
第一类是传统的文史典籍。他深厚的国学功底就是靠这时候打下的。在传统的文史典籍中,他偏好以王夫之、顾炎武为代表的明清实学和晚清湖湘学派的著述,诸如顾炎武的《日知录》、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以及他的老师杨昌济的《论语类钞》等等。这类书在立志、修身、处世方面很有用。第二类是近代以来介绍西方的著作,比如郑观应的《盛世危言》、赫胥黎的《天演论》、斯宾塞的《群学(社会学)肆言》以及卢梭、亚当?斯密等人的著作。阅读这些书使毛泽东能够跳出中国传统思维来看世界。第三类书是新文化运动开始后,国内学者传播新思潮方面的书,特别是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人的著述。第四类是《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书籍。
五四时期,一批知识分子传播马克思主义,参加建党的人都是一色的知识分子。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张闻天等为代表的五四运动的精神产儿也是知识分子,换句话说都是读书人。他们对各种理论思潮做了认真的比较,最后选择和确立了自己的信仰,信仰一经确立,就为它献身,一直干到底,这种现象值得我们思考,从中也可看出那一代人真读真学,追求真理的精神风尚。
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作为宣传家和实践家,感到精神非常“饥渴”,其读书主要是为了实践的需要。特别是大革命失败后,主要在偏远农村开辟根据地,领兵打仗,环境变了,常常是无书可读,很苦闷。这与青年时代“读书”,建党前后办文化书社“卖书”,大革命时期“编书”,形成强烈反差。于是,他给当时上海的党中央写信说,无论如何给他搞一些书,还开了一批书单,说“我知识饥荒到十分”,“我们望得书报如饥如渴,务请勿以小事弃置。”可惜毛泽东开的书单没有保存下来,他当时想读哪些书不得而知。不过,在一封信中他曾经点名要斯大林的《列宁主义概论》和瞿秋白的《俄国革命运动史》。1932年,他带领红军打下福建漳州时搞了一批书,其中有列宁的《两种策略》和《“左派”幼稚病》。读完第一本推荐给彭德怀看,写信说此书要在大革命时候读着,就不会犯错误。读完第二本毛泽东又推荐给彭德怀看,写信说,“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在艰苦的环境中,为了做到思想上的清醒,毛泽东是多么渴望读到有用的书,读书之用非常明确。
已有0人发表了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