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力丹：马克思主义新闻出版观（15）

在延安《解放日报》改版期间，毛泽东还提出了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思想。毛泽东强调，特别是党的第一把手，各级党委的第一把手，要亲自给报社写稿，群众要组织读报组，要给报社挑毛病、提意见。

第五点报纸批评。报纸批评在延安《解放日报》改版的时候就提出来了。但是由于当时是战争时期，这个问题就没有提上议程。那么真正提上议程是1950年4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议。而这个决定呢，是刘少奇修订的，现在收入了《建国以来刘少奇文选》，是代表毛泽东的想法。因为我们知道，毛泽东在进城前，曾经提出了“两个务必”，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那么进城以后，共产党是信心非常足的、朝气蓬勃的，所以不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当时《人民日报》发表了批评文章。因为毛泽东当时提出，要批评和自我批评，但是在具体操作中，我们发现遇到很多问题不好解决。

毛泽东提出了“三闻观点”。毛泽东在1957年，曾经在不同的场合下面说过类似的意思，就是有些事情发生了，我们要抢，把它变成新闻；有些事情发生了，我们故意把它放一放，变成旧闻以后再报；有些事情发生了，我们永远不要报它，就是无闻。那种这种“三闻观点”呢，显然是不符合现实工作规律的，它是一个政治策略。因为当时中国被帝国主义包围着，我们发出的信息美国中央情报局都在研究，这样我们自然而然地要应对它的研究，这是一个阶级都有的策略。那么这些策略，后来在我们新闻工作者那里面就变成了一个观念，就是该抢的抢，该压的压。可是因为这个主观标准，很多记者莫名其妙地犯了错误。因为他抢了新闻，那么这种情况就很难办了，这种作风一直持续到2003年。2003年在非典疫情的问题上，我们出现了瞒报、谎报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就造成国内很多人不该染上病的人被染上，国际上127个国家宣布抵制中国的人流和物流，因为怕传染。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党中央迅速作出决策，改变过去的状态，4月20号由卫生部的党组书记、第一副部长高强出面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要如实地公布疫情，同时对隐瞒疫情的人要进行处罚。

从此以后，一个新的概念就出现了，就是信息公开化的问题。那么信息公开化到现在已经持续了很多年，我们知道，现在又出台一套完善的法律和法规，原因有很多。特别是最近又有一个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决定，我们的媒体对于突发事件，如果是违规擅自发布，将受到处罚，罚多少多少钱，这个似乎和信息公开化的政策有点不太一样。但我想这个整体的潮流恐怕无法改变了。因为全世界所有发达国家都确立了信息公开化的法案。最后一个通过的是德国，2005年通过的。很多第三世界国家也都通过了信息公开化的法案，比如说印度。印度是在2002年通过了，如果我们中国没有这样的法案，将在全世界非常孤立。这一点恐怕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三闻观点”怎么评价？在当时毛泽东提出这个“三闻观点”是有道理的，因为当时在搞阶级斗争，但是现在中国纳入了世界交流体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仍然坚持“三闻观点”的东西，恐怕会非常被动。关于“三闻观点”，按照我们党中央十六大精神，要与时俱进了，恐怕这个观点应该改变了。当年毛泽东有他的道理，现在没有道理了。

政治家办报这个问题，本来我们的教学中往往就回避不提，由于这个问题涉及到毛泽东当年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之间的一些矛盾。起点是1956年6月20号，《人民日报》“反毛”的社论，这个矛盾一直扯到周恩来差点辞职。那么1996年，江泽民到《人民日报》视察的时候，又重提这个问题。所以说我们不得不把这个问题向大家做解释。

毛泽东提政治家办报，这个起点是1957年2月27号。毛泽东有一个报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3月12号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毛泽东有一个讲话也很长，但是《人民日报》只报道了第一个会议，而且报道的时候，通栏的一张照片和五栏题的两条半简讯。那么第二个会议，《人民日报》没有报道，后面也没有宣传。一直到4月10号，毛泽东才发现，说《人民日报》怎么没有宣传啊，于是紧急召见当时《人民日报》的全体编员，还点了邓拓要参加。然后毛泽东当了全体编员的面说了很多批评的话，他说国务会议为什么只发了两条半消息，为什么不发社论？中共中央的宣传会议有党外人士参加，不发消息是错误的，我看你们是反对中央方针的，是不赞成中央方针的，或者说你们是书生办报，现在应该说是死人办报，党的报纸对党的政策没有及时宣传，我看你这里有鬼，你们是有动于衷还是无动于衷？我看是无动于衷。党的报纸办成这个样子怎么行，哪里像政治家办报？就说了一些这样的话，然后毛泽东又指着邓拓说，我看你当了皇帝会亡国的，然后说你不要占着茅坑不拉屎，你们参加了会议，又不写，只是使板凳折旧费，以后呢，谁写谁来开会，你要是不写，就不要来开会了。

毛泽东说得非常厉害，邓拓当时做了解释，他说八大以后，中央有规定，党的会议不发消息，如果宣传党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必须向中央请示，两个会议开过以后，《人民日报》向中央打了报告，介绍了自己准备的宣传计划以及写好了的两篇文章，速交当时负责联络《人民日报》的毛主席的秘书、党中央副秘书长胡乔木。他当时也在场，其实这应该是胡乔木的责任，他就很勉强地承认自己有责任。就说这个事我知道了，看了两篇文章，觉得两篇文章写得不太好，改了几次，所以后来就耽误了。那么回去以后呢，当然不可能马上把他撤职啊，就宣布了毛主席这些讲话，然后动员全报社想法设法来宣传两个会议精神，随后《人民日报》就发表了一系列的社论。因为当时中央并没有批示下来你要怎么宣传，根据上面的规定，还是不能提毛，于是这些社论没有提毛一个字，也没有提两个会议一个字，但是内容、精神就是毛在两会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