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　钢：党史的三大热点问题（4）

中央常委完全接受了陈云的意见，因此就从各个方面来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第一压缩基本建设规模，按照1961年原定的计划，1962年全国基本建设的规模是384个亿，经过中央常委会的讨论，压缩到68个亿，大规模地下马，很多在建项目就这么下马了，那也是一笔人们的血汗啊。但是陈云说，如果不做出这点牺牲，人民会付出更大的代价。工业方面，按照陈云的建议，大力降低重工业的发展速度，而大大提升轻工业发展速度，特别是加强同人民生活必需品密切相关的轻工业。那个时候，人们的生活必需品非常匮乏，包括女同志头上戴的头发卡子都买不到。

另外，陈云提出来，在商业领域里面，除了要继续发挥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主渠道的作用以外，要开放自由市场。因为自由市场能够调剂余缺。同时，精简城镇人口。因为“大跃进”期间，要大炼钢铁，发展重工业，所以从农村大量招收工人，而到了60年代，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时候，商品粮的供应严重匮乏，怎么办？陈云提出来，把城市里的相当一部分人口，精简回到农村去，一共精简了2600万。

农村政策方面，中央一线也准备出台更进一步的农村调整政策，什么政策呢？包产到户！我前面说了，1961年，毛泽东已经在调整生产关系，但是毛泽东有一条底线，叫做“三级所有”，最为基础，不能再退了。如果再退，他说那就是瓦解社会主义的农村集体经济，但是实际上，“三级所有”最为基础的这种所有制关系，还不能解决中国农民当时发生的严重经济困难。所以，1961年有一部分地区的农民，就开始悄悄搞起来了包产到户，就跟生产队商量，说你干脆把这个土地包给我，我到了年底，一定按照你要求我交的国家征购粮的指标交给你粮食。这叫做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我自己的，你就甭管了，我卖也好，吃也好，都是我自己作主。

一些极个别的地方就悄悄搞起来了包产到户，而当时这样一个农村所有制管理的形式啊，在这些地方还真是见到了效果。1961年，在极个别搞包产到户的地方，就见到了效果。所以到了1962年的时候，包产到户的面积就越来越大了。据1962年上半年中央农村工作部的统计，全国农村有20%的地方搞起了包产到户，可是包产到户不合法啊，包产到户是黑户口，为什么呢？1957年反右派的时候，中央已经明确定性，包产到户是资本主义尾巴和单干。

所以，能不能搞，大家就请示，纷纷向中央请示。中央常委有三个人坚决赞成，第一个就是刘少奇。毛泽东秘书是田家英，他在浙江农村调查的结果，发现包产到户是一个克服困难的好办法。1962年5月，他从浙江回到北京，向刘少奇汇报。刘少奇都没等他汇报完，说你不用汇报，我全都知道，他说你抓紧时间起草一个文件，下一次中央会议就通过，允许搞包产到户。第二个常委陈云。陈云是1962年5月回到他的老家上海青浦农村去调查，发现这个包产到户真是一个好办法，农民也欢迎，也有效果。陈云甚至更大胆，他说干脆分田到户算了。他不仅说要包产到户，他还说要分田到户。包产到户只是经营权的变化，分田到户可是所有权的变化了，就是要把土地重新分给农民。陈云有这个想法，他三次打电话给毛主席的秘书，说有时间要跟毛主席谈分田到户的问题。结果毛主席因为在外地，一时没有谈成。第三个常委邓小平，因为各地都向中央书记处请示，说能不能搞包产到户，邓小平的回答是什么？就是那句有名的谚语，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说你管他是包产到户，还是单干，只要能迅速地促进农村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你就可以搞。另外，中央书记处分管农业的书记邓子恢，又是中央农村工作部长，他更是支持包产到户，而且老是说，1957年就赞成包产到户。

所以在农村政策方面，中央一线也准备出台更进一步的措施。同时，中央一线在政治和社会关系方面，也做了一系列的调整。因为要搞国民经济的调整，所以就要动员全国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可是那个时候，反右派以后，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很紧张，共产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很紧张。党中央一线就决定，调整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调整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同时在中国共产党内，关系也很紧张。因为1959年反右倾机会主义啊，全党打了362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所以，中央一线就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比方说，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什么叫脱帽加冕？1957年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叫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周恩来和陈毅宣布，从此以后，知识分子叫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不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科学家听了以后，感动得流眼泪啊，有的人甚至建议把周恩来的这个话刻在石碑上面，为什么？怕变！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后，对党内的反右倾运动进行甄别平反。362万人哪，要一个一个甄别，太费时间了，邓小平是个很干脆的人，他说，干脆县以下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风吹，全部甄别平反。

另外，中央一线在对外政策方面，也进行了调整，中国的对外关系，50年代后期开始比较紧张。原来是同西方国家紧张，比如美国、英国。50年代后期，跟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关系也很紧张，比方说苏联和东欧。我们那个时候提出来叫做反对“帝修反”，所以关系很紧张。另外，中国当时支援亚非拉国家的革命斗争，给了那些国家很多的支援，但是中国60年代啊，经济非常困难，可是还要给他们支援。人家到中国来，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要多少就给多少。中央一线有一个书记处书记叫王稼祥，分管对外关系，他就提出来，说我们这个反对“帝修反”的斗争，一定要注意讲究策略，不要一味只是斗争，有时候恐怕也要讲点妥协，这样好利用矛盾，各个击破，反对最主要的敌人。另外，他提出来，对外的支援我们要量力而行，为什么？我们国家经济非常困难，不要人家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要多少我们就给多少。

所以，整个中央一线在1962年上半年，从对经济形势的分析，到对具体政策的制定，从城市到农村，从工业到农业，从经济到政治，从国内到国际，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这些调整应该说，不仅有对经济、政治进行调整的意义，而且有对中国的社会主义进行初步改革这样的意义。而这样一系列的中央一线的调整，在实际生活当中，已经发生作用，已经起到了明显的效果。

然而，所有这一切调整，在毛泽东看来，都是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复辟，他很不高兴。1962年7月6日，毛泽东在外地呆了几个月后回到北京，当天上午就跟田家英谈话。田家英是主张包产到户的，田家英给他汇报了半个小时，毛泽东很不高兴。毛泽东问他，你主张集体化还是主张单干？田家英跟毛泽东多年，一听毛泽东的话，就知道话里有话，他不知道怎么回答。毛泽东接着又问他，这是你的主意，还是别人的主意？田家英赶紧说，这是我个人的意见。

上午跟田家英谈完，7月6日下午，毛泽东跟陈云谈，陈云不是三次给他的秘书打电话吗？陈云就到了毛泽东那儿，跟毛泽东谈，谈了一个小时，陈云谈得是兴致勃勃啊，讲分田到户怎么好。毛泽东一脸铁青，一言未发。据工作人员后来说，等陈云走了以后，毛泽东才憋出了一句话，说这是个老右倾。

紧接着，毛泽东就在北戴河召开了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开了一个月。从1962年7月25日开始，一直开到8月24日。然后回到北京，8月26日到9月27日，又开了一个月的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在这两个多月的会议上，主要谈什么呢？阶级、形势、矛盾。他认为，1962年上半年在党内刮起了三股风，叫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什么叫黑暗风？说本来国民经济形势已经好转了，结果你们中央一线把个国民经济形势估计得一团漆黑，这叫黑暗风。什么叫单干风？就是包产到户、分田到户。什么叫翻案风？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了，为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甄别平反啊，这都是翻案风。他认为，党内三风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中国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还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因此我们要保持一条清醒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我们从现在起，对于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

但是，这一次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反映到党内啊，不像过去的党内斗争。过去的党内斗争无非有一个高岗，无非有一个彭德怀，顶多还有个黄克诚、张闻天。在毛泽东看来，这一次整个中央一线都出了问题，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问题。1964年2月，毛泽东会见日共政治局委员时，他就说过一段这样的话。他说，1962年上半年，我们党内有人主张三和一少，什么叫三和一少？就是对帝国主义要和，对修正主义要和，对反动的民族资产阶级要和；什么叫一少呢？就是对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要少一点，要少支持世界革命。实际上批的是王稼祥的那个主张。他说这是修正主义的路线，他说这些人在国内呢，主张三自一包。什么是三自一包啊？自留地、自负盈亏、自由市场，一包就是包产到户。他说目的是要解散社会主义的农民集体经济，要搞垮社会主义制度。他说三和一少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他们的国内纲领。这些人中间有中央委员，有书记处书记，还有国务院副总理。你看，在毛泽东看来，整个中央一线已经不行了。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他想过一个办法，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是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过程当中，毛泽东又跟刘少奇发生了分歧。怎么发生的分歧？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详细介绍了。所以，到了1965年的时候，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不能解决问题。我就举一个例子，1965年5月，毛泽东第一次回井冈山，1929年下井冈山以后，毛泽东没回去过，到了1965年第一次回去。谁陪同他上的井冈山呢？湖南省委书记张明化（音），张明化跟他要汇报社教运动的情况，毛泽东不听，说你不用汇报，我都知道。他说，现在看来，光靠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他在思考一种新的形式，解决他跟中央一线的矛盾。

这点我想用他1967年跟两个阿尔巴尼亚外宾的一段谈话来说明。1967年2月，两个阿尔巴尼亚的外宾来访问，一个叫卡博，一个叫巴卢库。卡博是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政治局委员，巴卢库是阿尔巴尼亚的国防部长。在跟他们谈话的时候，毛泽东说了这样一段话，他说1962、63、64、65、66五年的时间，为什么说我们有不少工作没有做好？因为我们过去只抓了一些个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此外还搞了一些在文化界的斗争，在工厂的斗争，在农村的斗争，就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他说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没有找出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到1965年、1966年上半年的时候，毛泽东终于找到了，他认为要解决中央一线，要解决整个他跟中央一线群体的这样一个分歧，靠的是什么呢？靠的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原因。

党的历史的三条经验教训

好了，前面这三个问题我就介绍完了，一条道路的开辟，一次会议的转变，还有一个运动的发动。从这三个党史上的案例，我们怎么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呢？我想我们可以从多方面进行总结，这里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着重强调三条。

第一条，就是马列主义一定要与本国的实际相结合。这句话说起来是老生常谈，我们从一开始学习党史，一开始学习政治理论，我们就知道这个，但是我认为，老生常谈并不过时，常说常新。为什么呢？直到现在为止，马列主义和本国实际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问题，实际上并没有完全解决。在我们的思想观念中，在我们的政策制定和实行的过程当中，常常还会发生这样的分歧和冲突。而这个里面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解放思想。这就是胡锦涛6.25讲话所谈到的第一个坚定不移。他说思想解放，是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这点我们从前面就可以看出，比如说井冈山道路的开辟，这就是把马列主义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这就是毛泽东解放思想的产物。如果我们限定在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里面，限定在苏俄革命的经验里面，中国革命的道路根本无法开辟成“农村包围城市”。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者，毫无疑问，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毛泽东这个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靠大量阅读马克思主义的书来变成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1957年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说我读马克思主义书籍也不多，不晓得他们写了多少，他说大概我国翻译过来的还不到一半。毛泽东当时可能也没有看到统计，他可能是猜的，但是他真猜对了。据1957年中央编译局统计啊，到1957年的时候，中国翻译马恩列斯的全部著作，只翻译了48%，真不到一半。毛泽东说，作为专家是要多读一点的，我们没有那么多工夫，读少一点也可以。但是毛泽东说，重要是要研究方法，就是你读马列、学马列，最重要的是方法，什么方法？就是学马列的实事求是的方法，根据本地、本市、本部门的情况，来创造性地贯彻中央的路线，来学习马克思主义、实行马克思主义。

所以毛泽东说，他读的书并不多。但是他可以在井冈山创立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可以创立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关键在于什么？他研究了方法。毛泽东创立的这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很长时间里面，不被党内的那些教条主义者所接受。所以毛泽东在农村根据地创立的过程当中啊，不仅没有被认可，反而被指责和批判、排挤和冷落。所以在很长时间里面，毛泽东被认为是山沟子里的马列主义，是狭隘的经验论。

所以，中央这些教条主义者到了中央苏区以后，就排挤毛泽东。这些人到了苏区以后，指手划脚，认为毛泽东这一套不行。毛泽东1965年做过一段这样的回顾，说这些教条主义者，他们迷信国际路线，迷信打大城市，迷信外国的政治、军事、组织、文化那一套政策。我们反对那一套过左的政策，我们有一些马克思主义，可是我们被孤立了。他说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来就不灵了。因为在教条主义到中央苏区之前啊，毛泽东是中央苏区最高领导人，说话还管用，他说他自己叫菩萨。他说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为什么呢？教条主义者来了。他说他们把我这个菩萨，浸到粪坑里面，然后再提拎出来，搞得臭得很。所以他说那个时候，不但一个人不上门，连个鬼都不上门。

但是，连鬼都不上门的毛泽东，历史证明，他所创立的这条道路，在根据地建设过程当中所提出的政治、经济、军事的这一整套政策，实际上是行之有效的。而那些教条主义者，只会夸夸其谈，用毛泽东的话说，他们唯一的本领是引证马恩列斯，做出夸夸其谈的长篇大论，写出成堆的决议指示，其实连半点马恩列思也没嗅到。

最后是什么呢？最后导致中国革命的惨败。延安整风的时候，毛泽东写过九篇文章，挖苦教条主义者。说实话，挖苦得也太厉害了，我就给大家念一段。他说：我常常觉得马克思主义这种东西是少了不行多了也不行的，中国自从有那么一批专门贩卖马克思的先生们出现以来，把个中国共产党弄得乌烟瘴气，白区的共产党为之闹光，苏区与红军为之闹掉90%以上。他说都是吃马克思主义太多的亏，毛泽东在这里说的吃亏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说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在延安七大就说过一段这样的话，他说我们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有很多种，有香的马克思主义，有臭的马克思主义，有活的马克思主义，有死的马克思主义。他说堆的这一堆，多得很，我们要什么呢？他说我们当然是要香的马克思主义，不要臭的马克思主义，要活的马克思主义，不要死的马克思主义。我认为，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所创立的中国革命的理论，也就是中国的马列主义，这是香的马克思主义和活的马克思主义，而那些照搬本本、教条主义的马列主义，那就是毛泽东说的死的马克思主义和臭的马克思主义。我想这是我们在回顾党的历史的时候，进行党的建设研究的时候，第一个可以总结的经验。

第二条，在思想领域里面，要清除封建专制主义思想影响。大家都知道，中国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中国的社会结构是中国的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文盲半文盲占绝大多数。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度里面，农民所带有的那种狭隘性、封闭性，应该说在这个国家里面，已经成为了一种社会心理传统。农民又因为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抗拒自然的这个能力非常弱小，因此他就很封闭、狭隘。他没有能力，反映在政治上，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他们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这是马克思说的一段话。他说农民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的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就是农民不能代表自己，他们一定要推出一个权威。这个权威在中国封建历史上，实际上就是皇帝。所以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在这样一种小农经济和小农意识基础上所产生的，就是封建专制主义政治传统。这种传统的核心价值就是三纲五常，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也就是在整个社会价值体系里面，君是第一位的，父是第一位的，夫是第一位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所谓的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

因此在中国，人性是被压抑的，尊严是被侮辱的，人格是被扭曲的，一切都要服从天子，服从家长，服从丈夫。这种专制主义的政治文化传统，实际上在政治层面上反映得更加强烈。而中国共产党诞生在这样一个国度里面，不可能不受这样专制主义政治传统的影响，包括党内的一些久经考验的老干部和高层干部。所以啊，这种长期以来的封建专制主义政治传统，在中国共产党内，特别是在中央高层，也发生了影响，这说明了什么？说明在思想领域里面，清除长期以来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是我们的一个长期任务。

最后一个方面的经验，就是改革政治体制，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中国共产党发生过很多问题，特别是建国以前，发生过很多问题，包括像“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重大失误，那么这些失误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其中有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什么呢？就是党的领导制度发生了问题。党的领导制度有严重的弊端，什么弊端呢？因为这样一个体制是高度集权的，而不是分权的，而不是有制衡机制的。我们的权力像个金字塔，横向权力集中于党，纵向权力集中于中央，中央的权力集中于领袖个人。这样一来，就使得中国社会的前进与后退、成功与失败，挫折与顺利，都取决于领袖一个人。领袖不犯错误，则国家顺利，领袖一犯错误，则国家混乱，说明什么？说明制度出了问题。

而这样一个高度集权的制度，实际上从战争年代就开始形成了。1943年的时候，中央书记处通过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就赋予中央书记处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而建国以后啊，把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的这样一个体制延续下来了。所以，有时候不是人们看不清毛泽东要犯错误，而是没法去纠正他的错误。体制有问题啊，权力都集中起来了。而这样一个体制的问题，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问题。所以今天回过头来要总结我们党的建设的经验教训，一个重要的教训就是要改革我们的制度，要改变权力过于集中的这样一个体制。80年代的时候，邓小平总结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经验教训，就说了这样一段话，他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领导制度和工作制度的问题更加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制度问题具有长期性、根本性、全局性和稳定性，制度问题要是解决不好的话，我们将来可能还会重犯这样的严重错误。因此他说，制度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的大问题，必须引起全党高度重视。

30年来，我们回过头来看，实际上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可以说步履蹒跚，到现在为止，跟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相比较，还是相当落后。所以这次胡锦涛6.25讲话里面，特别谈到，我们还要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当然，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需要慎重，要逐步推进，但是逐步推进不是等于不推进。我们今天回过头来总结党的历史、党的建设的经验教训的时候，我认为这是一条最重要的经验教训。

好了，前面我讲了三个问题，最后对于党的建设的基本经验做了三个方面的概括。我今天要讲的内容就到这儿结束，讲得不对的地方，欢迎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报告人系中央党校党史研究室教授）

（根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