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　钢：党史的三大热点问题（3）

五个常委，毛、刘、朱、周、林，加上三个政治局委员，彭德怀、彭真、贺龙。另外，加上四个在庐山会议上被认定同彭德怀有联系的与会者，一个是黄克诚，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长，军委秘书长，一个是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还有一个是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周惠，还有一个是毛泽东的兼职秘书、水电部的副部长李锐，一共12个人参加。两天常委会，在庐山毛泽东住处召开的，每天都是从上午10点开到下午5点，中午吃饭都没有离开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吩咐工作人员，每人吃几个包子。

两天常委扩大会一开完，庐山会议的第一个阶段的会议就算结束了，就定下了调子了。毛泽东提出，紧接着召开八届八中全会，所以从8月2日，一直到8月16日，又开了半个月的会议。这次会议就是八届八中全会了。8月1日这一天，所有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都到了庐山开会。这半个月干什么？这半个月当然就是批判彭德怀，包括跟彭德怀意见相一致的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还有李锐。这次就不是只批判彭德怀的信了，而是既批彭德怀这封信，又批彭德怀的历史。一直开到8月16日这一天结束，通过了五个文件，其中有一个文件就叫做《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认定在中国共产党内，有一个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他们向“三面红旗”发动了猖狂进攻。因此，要在全党展开一个反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同时决定，撤销彭德怀的军委委员、国防部长的职务，撤销黄克诚军委秘书长和总参谋长的职务，撤销张闻天外交部第一副部长的职务，撤销周小舟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然后就在全党范围内展开了一个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这场斗争从庐山会议结束以后，一直搞到1960年年初。4个多月的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在全国各个级别、各个层级、各个地方，抓大小彭德怀，一共打了多少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呢？362万！

毛泽东的纠左有一条底线，这条底线是什么呢？这条底线就是决不能动摇“三面红旗”，无论怎么降温，无论怎么压缩空气，无论怎么纠左，必须要维护“三面红旗”。上庐山开会前，毛泽东在中央高层就说过这样一句话，说“三面红旗”绝不动摇。

我们今天当然可以说了，“三面红旗”如果不否定的话，“大跃进”的错误是根本不可能纠正的，但是当时我们党没有这种认识，而毛泽东更是要坚持“三面红旗”。他是在肯定“三面红旗”这个指导思想的前提下面，对于“大跃进”的左倾错误做一些纠正，对于“大跃进”的问题做一些解决的。为什么？因为“三面红旗”是毛泽东提出来的，如果动摇了“三面红旗”，势必要动摇毛泽东的权威。而在毛泽东看来，彭德怀这封信就触及到了这条底线，触及到了“三面红旗”。

所以他在讲话中说，你不跟我一道去纠正错误，反而代表党内外和国内外的势力来跟我挑战。他不认为彭德怀要真正纠左，这是问题发生的主要原因，或者根本原因。当然还有一个辅助原因。什么原因啊？毛泽东和彭德怀在历史上的确也有一些分歧，或者再说得白一点，有一些历史恩怨。这种分歧在我看来很正常，在战争年代、和平年代都一样，在党内、军内，对于战争、军事，对于其他方面的工作，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和分歧，很正常。

总而言之，庐山会议就发生了一个极大的逆转，由纠左转向反右，就使得本来应该再进一步深入纠左的进程一下被中断了。不仅中断了纠左的进程，还是在党内高层的政治生活里面啊，带来了极坏的影响。

庐山会议以后彭德怀的遭遇也是非常惨的。下山以后，先开了一个多月的军委扩大会议，批判彭德怀和黄克诚。然后1959年10月份，军委扩大会议结束以后，彭德怀就离开了中南海，把他的两套元帅服都交出来了。因为他从此离开军队，搬到哪了？离我们中央党校不远，有一个叫挂甲屯的地方。挂甲屯有个吴家花园，他就在那儿住下了。

一直到1965年9月份，毛泽东才第一次找他，六年没见面。干什么？派他到西南三线担任西南三线基本建设委员会的第三副主任。因为彭德怀一直想让中央分配一点工作，最好是让他去农村调研，他说对工业不熟悉，毛泽东说你就去西南三线吧。就这样，1965年10月份，他去了成都，因为西南三线基建委员会设在成都。

“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后，1967年元月份，中央文革小组有一个成员叫戚本禹。戚本禹指使北京航空学院的红卫兵，到成都把彭德怀揪回北京批斗。从此，彭德怀失去人身自由，一直到1974年11月份含冤去世。去世之前，他还在喃喃自语，说我想见毛主席。这是我要讲第二个问题，叫一次会议——庐山会议。

三大热点问题之三：一个运动

第三个问题叫一个运动。什么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但是“文化大革命”，不要说一个小时，就是半天，我也讲不完。我在这里主要讲“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就是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

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现在学术界有五花八门的讨论，我们中央党校有一个专门研究文革的专家，叫金春明教授，他曾经归纳为十种观点，实际上还不止十种。五花八门的观点都有，路线斗争，权力斗争，中西文化冲突，还有什么奸臣祸国，不一而足。但是在我看来，关于“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原因实际上应该从两个层面来进行解剖，第一个层面，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因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的，不是刘少奇，不是周恩来，也不是邓小平，甚至也不是康生、陈伯达，也不是江青，而是毛泽东发动的。因此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原因应该从毛泽东那儿去找，但这是第一个层面。

第二个层面，毛泽东何以能够发动“文化大革命”？而且使这个运动持续十年之久。这个问题的解剖，就不是只从毛泽东那儿找了，甚至主要不是从毛泽东那儿找，而应该分析中国社会、历史、制度、文化、意识形态等等一系列方面。那么，今天因为时间原因，我只想给大家介绍第一个层面，就是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

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我用一句最简单的话概括，就是：解决中央高层分歧。这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原因。

解决什么时候的中央高层的分歧？因为中央高层不是只有“文化大革命”前才有分歧的，50年代也有，甚至民主革命也有。我想，毛泽东要解决的是“大跃进”失败以后的中央高层分歧，也就是60年代时候中央高层的分歧。这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原因。

那么好，我们又得回过头来讲“大跃进”。这个“大跃进”对中国的影响至深且巨。1958年开始发动的“大跃进”，到了1959年，如果按照毛泽东原来那个纠左的想法去进行的话，可能会好一些，结果又发生了一个反右倾庐山会议，就使得“大跃进”的错误又延续下来，一直延续到1960年底。到1960年底的时候，中国社会已经面临崩溃。整个工农业生产比例严重失调，人民生活品严重匮乏，而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呢？出现了大面积的人口非正常死亡，就是人口通常说的饿死人。所以到了1960年底的时候，实际上“大跃进”已经成为强弩之末，就像那个弓箭啊在它始发阶段很有力量，到了末端的时候，它已经无力了。“大跃进”也是，1958年开始是轰轰烈烈，到了1960年，无论报纸上怎么鼓吹，实际上已经搞不下去了。应该说毛泽东的心情也非常沉重，为什么？因为“大跃进”是他发动的。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初衷是想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仅要超过英国，还要超过美国。这个想法不可谓不好，但是他没有想到，三年“大跃进”以后，中国竟然出现了这样一个局面，所以他的心情非常沉重。1961年初，他就主持召开了一个八届九中全会，干什么？接受周恩来和李富春的建议，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这八字方针实际上说穿了，就是停止“大跃进”，只是当时不好这么说，毛泽东下决心把“大跃进”停下来，他自己也很沉重。他在中央内部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我打了一个大败仗，就好象秋收起义的第一仗打败了一样。秋收起义第一仗不是要打长沙吗？结果打败了。他说这三年“大跃进”，就好象秋收起义的第一仗打败了一样，所以他很沉重。他下决心调整政策，而且主要是下决心调整农村政策。为什么？第一，毛泽东对农村更熟悉、更了解。第二，当时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啊，最主要发生在农村，大面积的人口非正常死亡也主要发生在农村，所以毛泽东下决心调整农村政策。这一年，毛泽东有多半年不吃肉。同志们可能听说过，毛泽东在国民经济困难的时候不吃肉，就是1961年的上半年。大半年不沾荤腥，干什么？下决心调整农村政策，制订农村工作60条，然后调整农村过高过大的生产关系，降低过高的农业生产指标，什么粮食、棉花、油料啊。然后把原来在“人民公社化运动”期间一平二调的这些农民的物资，退赔给农民。能还给农民的物资就还给农民，还不了的就折成欠款，退赔给农民。经过1961年国民经济的调整，到1961年底的时候，中国国民经济特别是农村经济严重困难的势头开始有所遏制。

注意，我说得非常严谨，我说的是“开始”，我说的是“有所”，离国民经济根本好转还差得很远。但是这个时候，毛泽东的心情啊，开始变得轻松了，他认为国民经济最困难的时候已经快过去了。所以1961年12月份，他跟邓小平谈话，说过这么一番话，他说，看来明年我们就会一天一天过上好日子了。毛泽东这种轻松的心情啊，可以用他的一首诗来做证明。1961年底，毛泽东写了一首很漂亮的诗，叫做《卜算子•咏梅》。这首诗是这么说的，说“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它在丛中笑”。这首词艺术上的水准非常高，写得空灵、飘逸，很能反映毛泽东这种轻松的心情。为什么？在毛泽东看来，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就像那个快要融化的冰雪一样，就要过去了，而国民经济形势好转的那个势头，就像那个烂漫的山花一样，很快就要绽放了。

所以，1962年1月到2月初，毛泽东在北京开完七千人大会以后，他就离开北京去了外地。他正式从中央一线退到了二线，什么叫中央一线？中央一线就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领导班子，谁呢？刘少奇、邓小平、彭真，我们党史上把它称作刘邓彭体制。什么叫二线呢？就是毛泽东本人，不再主持日常工作。为什么毛泽东要退到二线？在毛泽东看来，形势已经好转，政策已经制定，中央一线只要按照这样一个政策往下贯彻下去，困难很快就会过去，他也就放心了。所以在七千人大会开完的第二天，他就去了外地了。

但是，事情跟毛泽东估计的并不一样，甚至差距很大。2月份刘邓彭主持中央工作以后，很快发现，中国国民经济的形势还再继续恶化。2月14号日，中央财政部给中央常委写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反映中国的财政从1959年开始就挖国库，寅吃卯粮，到1961年底，全国累计财政赤字50个亿，而且还要继续扩大。而农村的非正常人口死亡的情况还在加重，人民生活必需品的匮乏程度并没有多少减缓，怎么办？刘少奇就在中南海西楼国务院会议室主持开了一个叫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2月21日到23日召开的。后来这个会被称为“西楼会议”。刘少奇请出了在“大跃进”期间被毛泽东指责和批判的陈云。陈云是中央副主席，是中共党内的财经问题专家。他把陈云请出来了，请陈云来分析国民经济形势，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陈云在西楼会议上做了一个很长的讲话，讲得非常好。他认为，现在的国民经济形势远没有到好转的局面，而是在继续恶化，用他的话说，叫国民经济的非常时期。因此陈云提出来，国民经济的调整不能像1961年那样小打小闹，而应该用大刀阔斧手段，用伤筋动骨的力度来进行，在基建、工业、商业等等各个方面进行调整，进行全面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