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新农村建设与中国城乡统筹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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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村建设提出的重大历史背景

大体上我觉得有两个方面的背景。一方面，我们国家经济高速增长，确实带来了GDP的提高。但是任何发展中国家短期内的高速增长，毫不例外的都会同步发生相对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跳开这个规律。有很多发展中国家在高速增长的同时，对同步出现的社会问题关注不够，处理不当，导致矛盾爆发，使得高速增长不可能继续，甚至使这个国家的发展进程中断。我们有很多年轻的朋友，寄希望于西方式的民主自由。不错，一百多年来，知识分子脑子里都是民主、自由、平等、博爱，这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当社会矛盾空前复杂，甚至某种程度上比较尖锐的时候，能不能简单地搬一个概念过来就用？我想不能。在社会矛盾比较复杂比较尖锐的情况下，你如果照搬一个西方的多党制民主，我们恐怕很多事情复杂化，很多一般性的矛盾也会泛政治化，恐怕就会难以继续维持稳定这个大局，难以保证国家的安定团结，也就会导致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进程出现中断，这是对历史对国家对民族乃至自身都不够负责任的倾向。

因此，我们应该高度关注，现在的新农村建设这个提法不是农村的问题，是如何防止中国出现其他发展中国家曾经出现过的教训的问题。它是全党的任务，是所有部门领导干部的任务，而不是哪个农口，或者是哪个乡镇，哪个村书记的事。我们谁都不想让中国现在这么好的发展态势突然出现中断。从毛泽东打天下的时候，就提出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到胡锦涛总书记曾经提过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如果能够维持一个国际上的相对无战争、国内相对稳定的环境，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将必然出现于二十一世纪中期。到那个时候，我们这代人可能已经过去了，但是我们的后代会以作为中国人而自豪。现在，我们特别是海外华人已经感到相当自豪了。

中国国力在强盛，世界上谁也不能轻视中国了。我们曾经被人家打了一百多年，处处对西方列强俯首称臣。无论是孙中山的民族民主革命，还是蒋介石，你看他们与西方人的内部交易，孙中山是反帝爱国，他也得说所有列强在华的利益不仅必须保证，而且只许增加不许减少，他要让出民族利益才能得到列强的承认。只有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使中华民族真正站起来了。中国真正站起来以后，我们才可以公开的说，列强在华一百多年的侵略所得到的利益我们今后不再承认。我们才经过了五十多年的建设，其中还有差不多一半的时间是在周边地缘政治环境相对紧张条件下开展的，我们好不容易才有了邓小平同志所说的二三十年的和平环境，江泽民同志在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也说过，如果我们能再维持二十年左右的和平环境，我们的发展就会达到一个伟大的历史记录。如果我们今后被国内的社会矛盾复杂化所丧失，对于所有人都是一个不可接受的结果。

今后中国社会矛盾复杂化在中国这个人口膨胀而资源短缺的国家，其表现为爆发性的可能就远大于一般资源比较宽松的国家。为什么呢？资源短缺。什么叫发展？发展就是把资源转化为资本的过程。具体到比如说城乡矛盾上，城市化快速发展就要把农村的土地资源转化成城市的房地产业资本或者是工商业资本，直接把土地资源转化成资本，就占有了资源向资本转化过程中间几何级数增长的收益，就叫资本化收益。为什么中国短短这些年就暴富了一批大房地产商？其中有很多都是过去一起搞改革的朋友。今天大家见面还是有些互相调侃，你怎么突然就暴富了。因为什么？无外乎是得到权利和资本之间结合的条件而已。而越是资源短缺，短时间内把短缺资源转化为资本，占有的收益就越高，暴富的可能性就越大。但同时诞生的矛盾是什么呢？大多数人失去资源，变成无地农民，或是贫困人口。

我看过《邓子恢文集》，他是长期从事农村研究的一位党内老同志，早期中央农村工作部的部长，他的很多文集都是文献性的。他早年在红军时期作闽西赣南调查时，就已经指出因为南方耕地资源短缺，西方列强打进中国之后，又把中国过去九龙一口通商先改为五口通商，接着改为多口通商，一只洋船可以上溯到武汉、宜昌、重庆，都变成通商口岸了，这就导致了相当多的无地农民转化为流民。什么道理呢？过去一口通商的时候，无地农民可以去当脚夫。咱们看电视剧里面的曹帮、盐帮、丐帮等，这些帮大部分是无地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但旧中国随帝国主义列强打入，从一口通商改为五口通商，于是乎就使全国各地赶脚送货到九龙的局面打破了。赶脚的、漕运的无地农民突然失业，因为有了洋船、机器船，不必再用车拉、担挑的输送方式，可以直接上溯到武汉。武汉是九省通衢，货运距离大幅度缩短，于是乎就有成批农民无业可就，变成流民。于是邓子恢同志当年分析，流民既可为红军的兵员也可为白军的兵员，也可为土匪的群众基础。他其实点破了一个道理，只要你造成流民，至于他干什么只不过是偶然的。

当然大家可以有不同意见，但学术研究上可以无禁区。我们看邓子恢同志早年的分析，你们拿来比一比今年有关文章所表达的情况。我国无地农民，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是两千万的规模，今天是多少呢？四千万，比二十年代红军游击队的时候多了一倍。我们说幸亏有党的领导，有这样一个相对比较有效的制约，因此，我们没有造成二十年代的问题，但是有没有危险呢？很有危险。危险的直接表现是什么呢？就是被公安部长所公布的群体性治安事件，引起了海外相当强烈的反响。2005年11月份公布的，公布的时候我正好在美国讲学，很多人问我，你们公布的群体治安事件在西方国家直接翻译成起义、造反，现在中国农民出现多少万件的造反和起义？你们怎么解释？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当时导致大多数外国的大型投资商纷纷调高了在华投资的风险系数。其实外商也有一票否决的制度。什么叫一票否决呢？就是所有的投资评估都做完了，最后投不投资有一个关键指标，叫政治风险系数。为什么不到印度、斯里兰卡、巴勒斯坦等国家去投资？就是因为那些地方不安定，政治风险系数高。中国为什么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得到外商投资最多的国家？就是因为中国长期稳定。我们多年来大规模引进外资，促进中国发展，解决了资本短缺的问题，很大程度就是因为我们国家政治稳定。人家早有大量调查研究，知道我们现在社会日益表现为不稳定，你宣布一个数正好成为他一票否决的因素。当然这不怪数据被宣布出来，而在于我们自身在这些问题上以往关注程度不够，解决问题的办法不多。尤其是执政党转型这件事，我们的政治体制相对于复杂的社会矛盾还有一个适应过程。很多同志知道我们国家要进行政治改革，但是很少有哪一位从事基层工作的同志参加过有关政治改革的内部讨论。江泽民同志任总书记的时候就明确提出了一个任务，要有关方面认真讨论政党转型问题，中国的政治改革核心内容不是别的，是政党转型。什么叫政党转型，就是当我们这个国家经济基础已经发生了重大的、某种意义上是根本性变化之后,上层建筑的核心内容政党怎么适应经济基础的变化。这是典型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我们原来是革命党，毛泽东同志建立新中国之后，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曾经讨论过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问题。但因为周边地缘政治环境紧张，中国不得不继续支持周边国家的革命。又由于我们先有朝鲜战争，接着有一系列的边境战争紧张局势发生，所以当时中国共产党作为革命党还不能真正意义上转变为执政党。后来，发生了“文化大革命”，中国共产党就更是革命党了，而不能完成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这样的历史任务。但是改革开放二十年，1978年到1988年然后到1998年二十年的时间经济基础已经相对发生了根本变化，这时候政治改革怎么搞？上一届的领导班子就明确提出要研究政党转型，所以我们说中国政治改革的核心其实是革命党如何转变成执政党。现在的很多现象都和这个转型相关。比如说，不许轻易动用武力，你是执政党，要安定社会，但是不许动用武力。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四川的那个事件。省委书记都被包进去了，去了两个师的武警，就是不敢开枪，最后有武警战士被砍死，尽管当时明明知道背后可能有坏人，但是当几万群众在场的情况下，不许轻易动用武力。我们处理问题的方式在执政党的条件下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能再用革命党时期的革命手段，而要用执政党时期的法治、制度的手段，同时也要采纳原来革命党时的有效办法。

这种经济发展必然出现社会矛盾复杂化，政治变革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难道就没有一个适应期吗？也有。而执政党转型的过程中，“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很多朋友有不同意见，说这还是共产党吗？这些讨论没有太大意思。从毛泽东时候，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上就是四颗星围着中间一个中国共产党执政党的星，四颗星有资产阶级一颗星，小资产阶级一颗星，农民阶级那是半无产阶级，真正工人阶级只有一颗星啊。中国共产党建立国家之初，毛泽东在党内就明确告诉高级干部，我们现在搞不得社会主义，如果在一片小农的经济基础上去搞社会主义，充其量只能搞民粹主义，而且是农民的民粹主义。党内高层对毛泽东的讲话很清楚，特别是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和党内的高级干部讲话，主席讲得很明白，中国共产党在现阶段历史任务是发展新民主主义。有的领导同志问主席，什么叫新民主主义，与旧民主主义有什么不同？毛泽东说本质不同，新民主主义是共产党领导，就这一条，其他的没有什么太大不同。所以说，从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起，就非常清楚地判断形势，分析问题，提出了决策。怎么今天就忘了呢？我个人高度认同三个代表，毛泽东就是三个代表的典范。

执政党完成转型的重要标志，是锦涛同志提出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并且进一步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转变为新三民思想：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进一步发展到现在，明确提出“发展为人民，发展人民参与，发展的好处、发展的收益人民共享”。这是执政党转型完成的一个思想理论标志。从“三个代表”思想提出到三民思想的完善，有人说这是矛盾，我说错了，因为这恰恰是政党成熟的表现。试看我党历史，哪次交接班是如此的平稳？而这次在政党转型的同时，执政理念的完善，交接班的平稳，这是我十三亿中国百姓的大幸！幸甚没出问题，保持了稳定，谈何容易！现在中央有关人员在讨论十七大前后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形势，我的观点很清楚，我们真是赶上好时候，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机会，我们完成了政党转型。现在中央提出新三民，按照新三民的思想去构建和谐社会，就得解决突出矛盾。我们看到第一个大问题就是社会矛盾中的化解。我们也都知道，三农问题其实都是农民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在这个阶段上有效的采取政策措施，化解现在的社会矛盾，我们已经完成的上层建筑核心问题——政党转型，所取得的伟大历史成就，恐怕也会受到负面影响。

所以，我请在座各位不要受某些似是而非的讨论影响，还是看本质。看我们党领导下的伟大国家、伟大民族发展和崛起的过程，我们现在需要什么？我的很多看法和院校知识分子完全风马牛不相及，他们一说都是美国怎么样、欧洲怎么样？我说美国欧洲是挺好，但我国不能那么搞。我们还是维持这个国家在稳定基础上的发展。这就是中华民族的历史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