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玉波：老年人的性格与社会适应（3）

心理学家发现，人们在应对消极的信息时，会采取一种夸大的策略。比如我们心理学家就曾经做过一个研究，这个研究里面，他用神经计算的方式，拿计算机模拟人的大脑。然后就想知道，高兴的事情进入到大脑去以后，和不高兴的事情进入到大脑后会有什么样的反应。结果他们发现，一个高兴的事情进入到我们的大脑后，会引起大脑大面积的活动，但是那个活动的幅度很小。因此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人逢喜事精神爽”，指的是什么，就是最近遇到一个好事情了，大脑的很多地方都被激活了，就觉得美滋滋的，会持续很长时间。但是如果一个不好的事情、负性的事情或者压力很大的一个事情，进入到你的大脑，会是什么反应呢？心理学家发现，当这个信息进入去以后，经常会引发大脑局部的活动，比如大脑处理情绪的下丘脑的一个区域，突然就幅度升高，只是一小块的地方突然升高。我们经常看到，有一个人遇到特别痛苦的事情以后，就神经失常了，为什么？因为那个痛苦的事情进入到他的大脑去以后，使得大脑局部突然产生了剧烈的反应，然后就把大脑的区域给破坏了，再也恢复不了了。

但是我们人有时候还是有一些自我保护机制的，因此高兴的事情在我们的大脑里面可能存在两个月，但是痛苦的事情在我们的大脑里面可能只能存在两天。一天来讲，30分钟就差不多了。因为我们知道，不管再痛苦的事情，我们遇到它，还得去面对它。就像一首歌一样，尽管这个事情很痛苦，但是你最终还得忍受，用他的话就是“日子要过路还长”。因此，我们的自我防卫机制会帮助我们去处理。

第二个特征就是情绪压抑。一个人经常压抑自己的情绪，我们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不能很好地跟别人去沟通。这个实际上有时候就涉及到我们家庭内部的矛盾。比如工作的人，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有时候工作压力很大，回家很少跟家里人说我们的事情。因为我们觉得把工作中的事情告诉家里，会给家里人造成一种压力，但是我们离退休以后在家里，时间多了，经常没事就出去溜达溜达，跟别人坐在一起玩会纸牌、聊聊天，这个对我们来讲都是很有帮助的。

心理学家发现，当一个人向别人敞开心扉的时候，对他是非常有利的。心理学家研究，花半个小时，把最近遇到的痛苦的事情写下来，有一些人写下来了，另外一些人没写。我们分成实验组和对照组，结果经常把自己痛苦的事情写下来的人，一年以后他花的医疗资源仅仅是没写的1/2到1/3。这实际上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你把遇到的痛苦的事情告诉你的朋友，告诉周围的人，就会对你有好处。因此，我们有时候要学会表达自己的情感。有一个叫艾森克的心理学家，他专门研究癌症的问题，他发现，已有足够的证据说明在人格和应急以及疾病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然后这种联系影响免疫的功能。他说人格与应急因素是癌症产生的重要因素，就是说，生活里面遇到压力，这个压力是我们会得癌症的一个因素，但是人格在这个中间会起到一个很重要的缓冲作用。比如说，一个人如果经常情绪压抑的话，他就容易生病，但是如果一个人能够想得开，经常敞开自己的心扉，向别人谈这些事情的话，不压抑自己情绪的话，就会好很多。

对年轻人来讲，有时候也是如此。老年人都不希望自己家里儿子跟儿媳妇吵架。但是实际上他们吵架是有好处的，如果这个吵架不伤害感情的话，对他们是一种交流或者沟通方式。我们心理学家就做了一个研究，现在社会的离婚率比较高，心理学家就想知道，夫妻两个吵架的方式对他们的离婚有没有影响。他们就发现，夫妻分了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就是两个人在屋子里面吵完架以后，然后就出门了，出门的时候，出去的那个人把门咣一下一关，就走了。然后另外一个人追出去还说他，你为什么要摔门，你给我摔哪门子门，那个人也不理她就走了。结果发现这两个人好多年都不离婚，经常就能听见他们的吵架，但是他们不离婚，并且你要让他有别的情况，他也比较少。另外一种是什么呢？就是吵完架，很多时候不吵架，有了事情不吵架，或者说即使吵架的话，一个人出去的时候，轻轻地把门带上，然后没有一点声音就走了。结果这种人是两个月或者两年以后，两人就去把离婚手续办了。因此，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压抑情绪和表达的问题。你看家里出现年轻人吵架的时候，有时候你该教育归教育，但是我们要知道，那个是他们表达情感的一种方式，如果他不能够表达出来的话，对他实际上不好。

第三个是失望感强烈，老对自己特别失望，对周围的人也特别失望。有个叫艾利可森的心理学家，在他的人格发展理论里面，谈到了人到老年阶段的时候，经常有一种冲突，这个冲突就是自我完善与绝望的冲突。比如我们回过头来回顾一下自己的一生，觉得很有价值，然后我就努力地再去完善我的人生，这叫自我完善。但是相反，有的人回过头来一看，觉得自己的一生很失败，就很绝望。如果一个人这种失望感很强烈的话，那么就会经常产生一种强烈的失落感，在生活里面经常会萎靡不振，就会经常出现很多健康的问题。

因此，我们在这里说，很多事情要想开点。原来导师跟我讲，他就特别想得开，我们经常去一些老教授家里送温暖，觉得真是很可怜。有的人曾经为国家做了一辈子的贡献，现在的状况不是很好。但是有的人心情特别好，他不在乎这些，他觉得自己生活得还是挺好的，就没有这种失落感或者失望。

第四就是悲观与宿命。我们经常对生活很悲观，并且觉得自己的生活不是自己的控制，我们叫宿命，这些人缺乏对生活的控制感，他们经常被消极的情绪所笼罩。并且他们认为，自己生活中之所以有这么多不好的东西，是自己命中注定的。所以他们不主动地去改造，越想越不好，最终身心健康受到影响。悲观没有控制感的话，我们的健康就会受到影响。

和这种悲观、宿命相反的就是乐观，就是我们对生活的一种态度。现在心理学有一个分支叫成功心理学，有的人也把它叫做积极心理家。它指的是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里面，要不断地发挥积极的心理特征，然后促进健康。比如说我们看问题的时候，怎么去从好的方面去看？我们去找这个事情的原因。心理学家发现，人的归因风格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乐观型的归因风格。就是当你身上发生了一个好的事情的时候，你认为是有自己造成的，并且你认为永远会这样。然后发生了一个不好的事情的时候，你认为是由外界的环境所造成的，并且你认为它只是一个短暂、持续很短的时间。另外一种归因风格是抑郁型的归因风格，它正好跟乐观型的相反。发生好的事情的时候他认为是外界因素造成的，持续时间短；然后发生坏的事情的时候，他认为是内在因素造成的，并且会永远这样下去。

这两种归因风格对人的健康就很有影响，心理学家专门研究年轻人，比如说一个人刚上大学，到大学来了以后，心理学家测了一下他的归因风格，再看他上大学四年当中花了多少看病的钱。结果发现，一开始来的时候，可能这两个学生的身体状况差不多，但是乐观型的人在过去的四年里面，看病花的钱很少，平常不怎么看病。但是悲观的或者说抑郁的那些人，经常要去看病。

因此，悲观和宿命也是影响健康的一个人格因素。尤其是宿命，中国人的宿命观特别强，就觉得我对这个生活没法控制。尤其是在一些大的社会环境之下，我们就更觉得自己缺乏控制感，这个对我们都是不利的。因此，这几个人格特征，包括易发怒，对别人有敌意，压力自己的情绪，失望，悲观与宿命，如果我们能够注意到这几个方面的话，我想我们的生活会好一些。

控制感和健康

第二个问题，是控制感与健康。生活是不是在我的掌控之中，这种观念也很重要。如果生活在掌控之中的话，我们的状况就会好很多。关于这个研究，前苏联巴甫洛夫做狗的条件反射研究的时候，就发现一种现象。比如说巴甫洛夫把狗放在一个箱子里面，然后那个箱子中间是用一个板隔开的，当铃声响了以后，这个狗必须在三秒到五秒之中从箱子这边跳到那边去，然后它就可以避免一次电击。相反，如果铃声响了以后，这个狗没有跳过去的话，然后那个实验程序里面就会给它电击一下。巴甫洛夫发现，因为我们对狗有惩罚，狗很快就学会了，就是说铃声一响，它就跳过去了，然后铃声一响，它又跳过来，它很快就学会这种行为了。后来巴甫洛夫就改善了实验条件，就是说这个狗从这里跳过去以后，还要给它一次电击，跳过来还要给他电击，不管他如何在这个环境里自己怎么努力，都不能够改变被电击的命运。结果巴甫洛夫发现，过了一会儿，这个狗就在箱子里不动了。因为它知道，我跳过去，你也惩罚我，我跳过来，你也惩罚我，我为什么还要动呢？

因此，狗学会的这种行为，心理学家把这个叫做“习得性的无助”，就是通过学习获得的无助感。因为他觉得自己不能控制这个环境了，就不再去努力。我们人实际上也是这样，在生活里面，如果我们经常经历失败的话，慢慢我们也就觉得生活不是我所能控制的，然后我们也就会经常出现很多的问题。

关于这一点，心理学家做了很多的研究。比如说有个叫泰勒的心理学家，他专门研究女性乳腺癌患者。他到医院里发现，如果一个女患者，认为自己能够控制病情的话，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有的人甚至用了特别荒谬的方式，比如每天起来去烧一柱香，结果他发现，还真能做到。她平均活的时间比没有那种观念的人要长。因此，我们这种控制感有时候是真实的，有时候这种控制感是我们想象的，觉得我能控制这个环境的话也是对我有利的。

我们社科院里有一个老先生，他当年就患了白血病，一个二十几岁的人和他都患有白血病。那个老先生，当时五十几岁，心情比较开朗。他觉得，我五十几岁，儿子也有了，女儿也有了，我活得也可以了，现在查出有这个病，死了也值得。因此，他除了配合医生的治疗以外，他的心情比较开朗。原来上班的时候他不太积极，现在说我一定要努力，把没做的工作要做完。因此，别人也看不出他有病，结果两年以后，去一查，他的病好了。而和他同时查出来的还有一个26岁的小伙子，两个月以后就去世了。因为被查出来以后，他的精神一下子就垮了，他觉得自己对这个环境没有任何的控制，因此到医院里去治疗的时候，每天都愁眉苦脸的，最后很快就死了。那个老先生现在很牛，是一个国家领导人智囊团的成员。他到现在大概70几岁了，身体也非常好，他当年出名是因为他在全国给别人做怎么战胜癌症的演讲。

另外，关于控制感的研究，还有一个心理学家做了一个非常著名的研究，研究老年人的控制感和健康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在这个研究里面，在美国选择了一个老人院，给他们增加控制感的时候，只做了两个简单的事情。第一个就是，每周要放两场电影，让他们每周都来决定说这一周这两场电影是在什么时候放。原来是固定的，领导规定周二周四晚上演电影，别的时候你就自由活动，因此，到周二周四的时候，老人就去看电影，没有控制感。但是现在就是说，让他们决定这两场电影应该在哪两个晚上演。这是最简单的事情，结果他们的控制感就增加了。第二个给他们每个人发了一盆花，说你们负责把这个花照顾好，不能让它死了。原来都是专门有养花的，老人们每天在里面，出去晒晒太阳，日子过得挺好的。但是心理学家发现，当给老年人交代了这个任务以后，对他们的影响非常大。他们又设了两个组，一个是控制组，一个是实验组，在一年半以后，他们发现，实验组的老年人死亡率是15%，因为到一定年龄，他们基本上都是固定的，这个15%跟正常的那个年龄阶段的老人的死亡率是一样的。实验组是增加了控制感的那组，对照组就是正常的跟原来的一组，对照组死亡率是30%。因此你看这个相差一倍。

我让你做一点事情，就能增加你的控制感。然后对你的健康就有利。因此有时候在家里面，我们自己要做一些事情，然后通过做事情，能够让自己觉得有一种控制感。如果天天等着别人来伺候我们的话，对我们实际上是不利的。

还有一个叫施瓦茨的心理学家，做了一个研究，他研究自主控制对健康的作用。这个研究里面，他提到一个事情，他说我们给老年人增加了他的控制感以后，确实有助于他的健康，但是这种控制感你给了他以后，你不能剥夺。如果你给了他控制感，又剥夺了以后，他会更糟糕，比原来没有控制感的时候更糟糕。因此，我们中国人有时候改革，各种方式的改革，一会儿给你自主权，一会儿又没了，弄得人的脑子特别乱，然后不知道该怎么去做。

施瓦茨在研究里面，他的研究很简单，就是让大学生去访谈一个老年人，跟你谈话，然后让老年人可以决定什么时候访谈，以及访谈多长时间，也是一个简单的控制。结果两个月以后回来看他们，由老年人自己决定接受不接受访谈或者说访谈多长时间的那些人，他的健康状况就好很多。如果说没有这种控制感的老年人，状况就不好，但是在几个月以后，6个月以后，有控制感的那组人，因为做实验的人走了，他的控制感又丧失了，这时候发现他们反而更麻烦，比如他的死亡率更高。施瓦茨研究的结果是说，当我们给了别人控制感以后，就不要再去剥夺别人。给了别人自主以后，就不要再把别人的自主权给收回，一旦收回的话，对对方就很不利。

另外还有其他的一些的研究。这里面有一个叫考尔斯（音同）的心理学家，他研究老年人的角色控制感对他的影响。他说，老年人的角色感实际上也是一种控制感，比如老年人有时候作为父母的这种角色，不是说我有孩子，我就是父母，从生理上来讲，你有孩子确实是父母，但是心理上不一定。现在有的年轻人特别忙，很少回去看自己的长辈，时间长了以后，父母就没有自己是父母的角色的感觉了。这时候，当他没有这种角色的时候，就会很糟糕。因此我们经常给年轻人讲，你不管再忙，你一定过一段时间回去看看父母，让他们觉得，他们还是你的父母，他的这种角色感很重要。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小学里经常有一些课外辅导员，请一些老干部、老教育工作者给小学生讲讲一些事情，现在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原来那种方式被心理学家证明是非常有效的，不仅对青少年有效，更重要是对老年人觉得有效。他觉得自己还有用，觉得能够帮助孩子照顾下一代。有的孩子觉得，自己的父母年纪大了，不想让父母做。你让他跟孩子在一起，他能觉得自己是外公外婆，或者爷爷奶奶的角色，他会很开心，并且研究发现，他生病也很少。如果你想把他养起来，我们最后得到的结果不是我们期望的。

我们在2006年的时候做了一个研究，研究老年人的控制感和生活质量的关系。比如说我们对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是从三个方面，第一个他跟自己周围的人际关系的理解，第二他对自己未来生活的预期，第三就是自己身体的健康。结果发现，如果一个老年人的控制感很强，他觉得自己能够左右自己的生活、能够决定自己生活的话，这些人心理健康的程度都高。这个是相关的系数，数字越大，说明他们的关系也密切。你看，如果一个老年人觉得能控制自己生活的话，他周围的人际关系也很好，他对自己未来的预期也很好，他自己的身体也很好。因此我们说，老年人对生活的控制感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他们对自己生活质量的一种评价，然后会拥有很好的生活。拥有控制感的老年人，对自己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评价很高。因此，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要想让老年人觉得满意的话，就应该让他觉得他自己能够决定自己的生活，让他有一种控制感，这是我们在研究的时候经常提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