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勤：让人为难的罗素（5）

   　 罗素可能不知道，这些一时无实用价值的思想，对中国人早说了八十年。就中国人的思想长程需要而言，罗素这些西方思想，倒像中国人所说的“中药”，治本不治标，就中国人当时的短程需要而言，反而是一副陌生而又遥远的“西药”，远水解不了近渴。一直到现在，大陆知识界也未必具备这样的平衡能力，在知识关怀与社会关怀两个方面，能够兼行并举，于此同时，在道义承担与渐进实践之间，又能保持必要的张力。相反的情况倒时常看见：社会情绪高涨时，纷纷放弃知识关怀与渐进实践——见好就上；社会情绪一旦低落，或者仅仅是暂时转移，则纷纷躲避甚至责难社会关怀与道义承担——见坏就收。能够克服这种陋习，在上述两个层面上始终保持平衡，培养一种真正英格兰作风——见好就收，见坏就上，而不是相反，当然殊非所易。然而，这又是至关重要的一点，是衡量知识界是否成熟的标志之一。 

    　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罗素给英国情人的信中说：“患病之前我就已讨厌中国的北方了，这里很干燥，而且人也冷酷无情。我深感疲惫，归心似箭。”(罗素致奥托林)不难想象，罗素在华十月，表面虽然热闹，内里知音难遇，甚至连象样的对手亦难寻觅。其实他是半年不到，即萌去意，后来因病拖延五月，亦如置身沙漠，只盼早归。拖到七月，能够策杖而行，终于告别中国学界，与杜威同日离京。 

   　 罗素怏怏而归，心情不会愉快。离开之后，中国知识界亦觉尴尬，对他的影响力大小发生过一些争论。由梁秋水当社长而雇佣外国人JOSEFW.HALL当主编的英文报纸《北京导报》，于一九二一年八月四日发表了一篇社论，说罗素的思想并未为中国的青年所欢迎，罗素对中国并未产生深远的影响。丁文江在该文发表的第二天即致信《北京导报》编辑部，要求他们撤回这篇评论。丁文江指出，罗素在哲学和社会思想方面必将在中国造成既深且远的影响，正是罗素使中国人第一次认识到哲学应该是对所有科学进行综合的结果，社会改造必须以丰富的知识和深思熟虑为前提。“罗素学说研究会”的成立、罗素演讲录的广泛刊载和流传、罗素患病所引起的普遍忧虑、罗素发表告别演说时听众的拥挤程度，都表明罗素深深地打动了中国人的心灵。(丁文江致《北京导报》编辑部，一九二一年八月五日，原件存罗素档案馆) 

    　平心而论，丁文江过高估计了罗素在华影响。这位在英国受过良好训练的科学家可能是按着他自己对罗素的深入理解，来理解中国听众的理解能力了。 

   　 不妨承认，罗素的中国之行是以两方面的失望结束，而中国人的失望甚于罗素，是一种双重失望。 

    　七十年前的中国人感到失望，是因为罗素没有提供一个一面倒的意识形态，不解渴；七十年后的中国人忙于以激进与保守的二分模式切割五四思潮，同样会感到失望。因为无法把他捺入一个要么激进要么保守的简单模子里，甚至会感到恼火。怎么会有这么一个思想家呢？既激进，又保守，或者说既非激进，亦非保守，说他是个激进的保守主义者好，还是个保守的激进主义者好？既有英国人的冷静，又有法国人的热血，或者说是既非英国，又非法国，他是个英国式的法国人呢，还是个法国式的英国人？既然有激进色彩，为何受中国的激进主义者冷遇？既然有保守主义倾向，为何又得不到中国保守主义者欢迎？太让人别扭了。总之，四不像，无论用什么模式都套不进去，让你左右为难，过去为难，现在继续为难，让一切简化模式为难，这才是罗素，这才是真正思想家、真正思想史事件的应有内含。可以说，一部思想史，就是由一系列为难人物、为难事件组成的。罗素中国之行，也许并不成功，但是这场不成功的思想旅行及其主客两方的错综反映，却对那种有关英法知识分子传统、有关五四时期中西思潮交汇的简单化模式，构成了一个有趣的挑战。它促使人们重回错综复杂的历史事实，贴着地面运行，怀疑那种非此即彼的二分法；问题一旦想得复杂，那种不是激进就是保守的僵硬模式就会松动；某些似是而非的虚假学理——比如说以批评五四激进主义为名，张冠李戴，暗行绥靖思潮的时髦观点，也就多少露出一点破绽了。有这样一条积极意义，罗素一九二○年的中国之行，不也留下了一些可取之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