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勤：让人为难的罗素

　　　　　

　　大陆中青年学界在反思五四思潮。这样的反思有积极意义，只恨相见太晚。反思中，也有这样一种观点在流行：五四中西思想交汇，保守主义者与激进主义者分别师承英、法，从法国过来的激进宣传受激进主义者青睐，从英国过来的保守学理则受保守主义者欢迎。依此推理，自然就鄙薄法国，崇尚英国，似乎英国知识分子都是保守型君子，法国人多为轻浮的激进分子。五年前，我自己也是这样一种观点，并试图以这样一种认识重新梳理法国左翼传统对中国近代观念史的影响。我将这一源流称为“法国病”：好言革命，动辄起义，中国近代意识形态的血液里即有这一成分，至今尚未淘洗。 

　    如此二分法一开始亦无大错。但是一旦流行，而流行往往反而意味着凝固，凝固为一种流动着的僵硬模式，事情则会走向反面：就史实层面而言，可能削足适履，简化甚至歪曲五四中西思潮交汇时那些错综纠葛的历史事实；就现实层面而言，或许会以反思五四激进思潮为学理托辞，抢先责难并抛弃知识分子理应承担的社会责任，而真正应该淘洗的那些思想观念却遮盖起来，不去批判。这样，一场健康的反思还未走完正途，即有可能从反思走向绥靖，中途变质，变质为一种曲学阿世的时尚。事实上，一种过分的倾向已经发生，某些观点嫌否定五四还不够，要一直否定到辛亥，甚至否定到戊戌，即为显例。我私心以为，保守主义的精髓，是求社会发展、文化建设与人格发育的平衡，而不是偏向另一个极端。在扬弃法国式革命狂热的同时，是否应该把知识分子理应担当的社会责任从那张皮上小心剥离下来，“保”而“守”之，这才是一种健康的保守主义态度？然而新出的危险却是，不倒脏水倒孩子，脏水还在荡漾，孩子却可能已经扔了。 

   　 最近读到一本中国人写的《罗素与中国——西方思想在中国的次经历》，或许有助于思考这一问题。 

   　 伯特兰·罗素的名字，对今天的大陆读书人来说，已经耳熟能详。这个人的一生，令很多人羡慕，不仅仅因为他寿命长，情人多，更重要的是，在学术成就与社会责任两方面，罗素都未偏废，而且达到了两个高峰。读罗素的学术著作，冰清玉洁，如不食人间烟火；读罗素的时评政论，则道义滂湃，每当社会发生重大事件，都能听到罗素不畏权势的激越抗议。几乎难以设想，罗素这样的纯粹学者竟也会因为不同意见，两次入狱，最后一次是一九六一年，当时已达九十高龄。百年人生，他始终将知识关怀与社会关怀这两个似乎水火不容的极端，相融于一身，肯定很不容易。但是有罗素这一成例，也许有助于说明，“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是个知识分子可以坚持至少可以向往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