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改造和点滴改革:问题与主义之争再认识（8）

　　自五四至今九十年，对中国现代化转型中的各种问题和主义旗帜的探索，实际上从未停止。1927年李大钊以国民党员的身份躲进苏联使馆被军阀搜出惨遭绞杀，胡适尽力营救；后被共产党免去总书记职务并开除党籍的陈独秀被国民党收监判刑，胡适又力所能及作了营救，主义不同，友情仍在。五十年代胡适逃离大陆后对“问题与主义”仍在反思，由社会主义的同情者转为反对者。作为实验主义的倡导者，胡适曾对计划经济的苏联社会主义大试验大唱赞歌，他关注比较了二三十年，最后才认识到其为通向奴役之路。陈独秀的反思更发人深醒，“问题与主义”论争时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他，很快就沐浴外来“主义”阳光以其名望成为刚成立的共产党“家长”，大革命的失败代人受过使他看穿了“第三国际”阴谋，成为“第四国际”的—颗棋子坐牢后又对“主义”有了更多的思考，“我不能被人牵着鼻子走”，抗战出狱后的他即成为一位彻底的思想解放者。他重新估定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人物，提出没有民主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斯大林式的官僚政权绝不能创造社会主义；没有“万世师表”的圣人，没有“推诸万世而皆准”的制度和“包医百病”的学说。胡适读到老友陈独秀这些“最后见解”，给予高度评价。[71]当年胡适发起“问题与主义”论争的主旨，就是反对“被人牵着鼻子走”。论争是思想的交锋，是智慧的碰撞，其影响会持续经年，在不断反思中认识得以提高发展。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理论联系实际，不盲从教条，“问题与主义”论争中揭示的这些道理，现在还会有什么人怀疑呢？正如余英时先生所揭示：“中国大陆上今天喊得最响亮的两个口号----‘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便至少间接地和胡适的思想有渊源”。[72]“问题与主义”论争的主旨和意义何在？就在于注重实践，破除“假、大、空”，在于思想解放。今天，其警示意义仍在。

　　（载《学术探索》200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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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胡适：《自由主义》，1948年9月4日，刘军宁主编：《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先声》第65页，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年版。

　　[2] 胡适：《我的歧路》,《努力周报》第7号，1922年6月18日。

　　[3] 胡适《我的歧路》一文中记为“1919年8月30日”，实际应为1919年8月31日。

　　[4] 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载《胡适文选》，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年12月。

　　[5]  张东荪：《现在与将来》，《改造》3卷4号（1920年12月15日）。

　　[6]  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每周评论》第31号，1919年7月20日。

　　[7]  胡适：《实验主义》，《胡适讲演集》，台北，胡适纪念馆，1970年。

　　[8]  陈独秀：《实行民治的基础-“地方自治与同业联合两种小组织”》，《独秀文存》第251页，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9]   胡适：《新思潮的意义》，《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1日。

　　[10]  同上。

　　[11]  蓝公武：《问题与主义》，《国民公报》1919年7月29日，第5版。

　　[12]  陈独秀：《比较上更实际的效果》，《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1日）。

　　[13]  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每周评论》第35号（1919年8月17日）。

　　[14] 毛泽东：《问题研究会章程》，1919年10月23日《北京大学日刊》第467号。

　　[15] 蓝公武：《问题与主义》，《国民公报》，1919年7月29日，第5版。

　　[16] 戴季陶：《新年告商界诸君》，《星期评论》第32号（1920年1月11日），署名季陶。

　　[17] 陈独秀：《马尔塞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独秀文存》第288-299页，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8] 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每周评论》，第35号，1919年8月17日。

　　[19] 胡适：《我的歧路》,《努力周报》第7号，1922年6月18日。

　　[20] 蓝公武：《问题与主义》，《国民公报》，1919年7月30日，第5版。

　　[21] 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每周评论》第31号，1919年7月20日。

　　[22] 胡适：《三论问题与主义》，《每周评论》，第36号，1919年8月24日。

　　[23] 蓝公武：《问题与主义》，《国民公报》，1919年7月30日，第5版。

　　[24] 胡适：《三论问题与主义》，《每周评论》，第36号，1919年8月24日。

　　[25]   胡适：《新思潮的意义》，《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1日。

　　[26]  蓝公武：《问题与主义》，《国民公报》，1919年7月26日，第5版。

　　[27]  毛泽东：《致罗璈阶信》（1920年11月25日），《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

　　[28]  戴季陶：《致陈竞存伦革命的信》，1920年1月13日，据《建设》第2卷第1号。

　　[29]  梁启超：《无产阶级与无业阶级》（1925年5月1日），《饮冰室合集》第5册《文集》之四十二，中华书局1989年版。

　　[30]  胡适：《新思潮的意义》，《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1日。

　　[31]  胡适：《四论问题与主义》，《每周评论》第37号，1919年8月31日。

　　[32]  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每周评论》第35号，1919年8月17日。

　　[33]  毛泽东：《致黎锦熙信》（1920年3月12日），《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

　　[34]  毛泽东：《致罗璈阶信》（1920年11月25日），《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

　　[35]  陈独秀：《主义与努力》，《新青年》第8卷第4号，1920年12月1日。

　　[36]  胡适：《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上海《时事新报》1920年1月15日，又《新潮》第2卷第3号转载，1920年4月1日。

　　[37]  胡适：《我的歧路》,《努力周报》第7号，1922年6月18日。

　　[38]  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每周评论》，第31号，1919年7月20日。

　　[39]  王光祈：《总解决与零碎解决》，《晨报副刊》，1919年9月30日。

　　[40]  参见李永春：《“问题与主义”之争和少年中国学会》，《安徽史学》2006年 第2期。

　　[41]  曾琦：《曾琦致胡适》(1919年7月26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68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42]  胡适：《答伯秋与博斯棱两先生》，《努力周报》第4号，1922年5月28日。

　　[43]  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每周评论》第31号（1919年7月20日）。

　　[44]  罗家伦：《解放与改造》，《新潮》第2卷第2号，1919年12月。

　　[45]  朱执信：《不合时宜之调和论》，《朱执信集》，第529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46]  朱执信：《新文化的危机》，《朱执信集》，第880-881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47]  毛泽东：《问题研究会章程》，《北京大学日刊》第467号，1919年10月23日。

　　[48]  鲁迅：《随感录五十九：“圣武”》，《编年体鲁迅着作全集（插图本）》，第263-264页，福建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49]  胡适：《三论问题与主义》，《每周评论》第36号，1919年8月24日。

　　[50]  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第209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51]   陈哲夫，江荣海，吴丕：《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上册，第249页，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52]  小田，季进：《胡适传》第146页，团结出版社1999年版。

　　[53]  桑逢康：《胡适在北大》第37页，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版。

　　[54]  参见罗志田《胡适与社会主义的离合》，载许纪霖主编《二十世纪思想史论》下卷，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

　　[55]  胡适：《四论问题与主义》，《每周评论》，第37号，1919年8月31日。

　　[56]  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第204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57]  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第209-210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58]  李庆：《胡适和问题与主义之争》，载《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5期。

　　[59] 李林：《还“问题与主义”之争本来面目》，载《二十一世纪》总第8期。

　　[60] 胡适：《旅京杂记》，《新青年》第4卷第3号，第252-253页。

　　[61] 李永春：《“问题与主义”之争和少年中国学会》，《安徽史学》，2006年02期。

　　[62] 萧功秦：《严复与胡适对“主义”与“问题”的思考》，载沉寂主编《胡适研究》第1辑，第279页，东方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

　　[63] 见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注，第217-218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64] 萧功秦：《严复与胡适对“主义”与“问题”的思考》，载沉寂主编《胡适研究》第1辑，第291页，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65] 同上，第285页。

　　[66] 林觥生：《“问题与主义”论辨的历史意义》，载许纪霖主编《二十世纪思想史论》下卷，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

　　[67] 萧功秦：《严复与胡适对“主义”与“问题”的思考》，载沉寂主编《胡适研究》第1辑，第293-294页，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68] 如后来胡适提出“好政府”主张，第一个想到的便是与李大钊商量。其1922年5月13日《日记》记他“半夜”打电话给“守常商议”，此时的李大钊已是共产党人。见《胡适日记》下册，第352页，中华书局   1985年版。

　　[69] 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第311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70] 李大钊：《平民主义》，《李大钊选集》第413页，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71]  陈铁健：《重读陈独秀》，载《南方周末 》2009年3月18日 。

　　[72]  余英时：《重寻胡适的历程》，第2 00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