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改造和点滴改革:问题与主义之争再认识（6）

　　胡适辩驳道：“我的思想是想针对那种有被盲目接受危险的教条主义，如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等等，来稍加批评”。“这是我对这一问题所作的实验主义的处理”。胡适晚年虽流露出对社会主义的失望，但谈政治绝非其当年的初衷。“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却认为我这篇文章十分乖谬，而对我难忘旧恨。三十多年过去了，中国共产党也在中国大陆当权了，乃重翻旧案，发动了大规模运动来清算我的思想”。[57]虽然胡适自已后来也刻意渲染其论争的政治意义，然而实际上，“问题与主义”论争不过是在学术层面上对于政治问题的探讨，学术性要远大于政治性。

　　有学者指出，所谓问题与主义之争，其争论的焦点和实质并不在问题与主义之间，真正的分歧在于谈什么主义，用什么方法解决问题。所以与其说是问题与主义之争，不如说是主义与主义之争，是胡适的实验主义同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之争，是改良主义思潮同社会主义革命思潮之争。李大钊的思想来源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他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是根本的社会革命。胡适的思想来源于杜威的实验主义，他的方法是一点一滴的社会改革。这就是双方争论之原因，也是分歧的关键之所在。[58] 这样的分析从后来的政治分野和思想发展来看，似乎相当合拍也不乏其深刻性，但也毕竟不是事实。

　　其实，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还没有真正出现，谈论社会主义的主要还是无政府主义者、国民党人、进步党人和社会党人。[59]胡适并不拒斥研究主义，不过更注重于从具体的事实、经验出发来求得对问题本身的认识，并从中寻求解决的途径。在论争中，胡适的矛头是多方面的，并不是单单指向社会主义者，他与他的老师杜威先生当时甚至都同情和认可社会主义，但他极反感一切主义的空谈。早在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前的1918年3月，胡适就曾指出：“现今的人，往往拿西洋的学说来做自己的议论的护身符，……不去研究中国今日的现状应该用什么救济的方法，却去引那些西洋学者的陈言来辩护自己的偏见”。[60]就争论的动机论，胡适意在宣扬与实行实验主义，批判空谈主义而不研究具体政治问题的“懒汉”现象。[61]所以，“问题与主义”论争实有着“超越政治的意义”。[62]

　　“问题与主义”论争主要还是从理论角度展开，并未从实质上涉及具体问题的解决，只是提供了一种思考方式和研究方法。 唐德刚《胡适杂忆》中提到：“那些‘问题与主义’之争，是‘以小常识，谈大问题’。其实那时他们对‘大问题’并不敢接触，例如‘中国何以不能工业化？而日本反可一索即得’。再如，‘民初的议会政治，何以全盘失败？’这些有关国族兴衰的‘大问题’，如果没有精湛的（输入的）学理，何有充分资料的研究作背景，而专凭常识抬杠，是不可能有深度的。这种凭常识抬杠的风气，自五四一直延续到六七十年代”。[63]虽然论争双方就如何研究问题如何宣传主义展开了充分的讨论，但是并没有从国情出发就实际问题的解决提供可行性方案，论争也只能是停留在纸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