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改造和点滴改革:问题与主义之争再认识（5）

　　毛泽东《问题研究会章程》虽列了71项亟待研究的问题，但提出：“问题之研究，需以学理为根据。因此在各种问题研究之先，需为各种主义之研究”。[47]说明毛泽东政治上重视信仰和旗帜。先有主义就是先定立埸，由此就能更多更彻底地解决问题。鲁迅也强调：“中国本不是发生新主义的地方，也没有容纳新主义的处所，即使偶然有些外来思想，也立刻变了颜色，而且许多论者反要以此自豪”。因此，“抗拒这‘来了’的便是有主义的人民。他们因为所信的主义，牺牲了别的一切……”。[48]主义为先较为激进，容易变成盲目。所谓先有主义就可以抵制其它一切主义，经宣传坚定了对某一种主义的信仰后，就可以抗拒其他外来的主义的影响。而其前提则是这种“主义”为绝对正确，无须怀疑，能“包医百病，根本解决”。但在现实中这种“主义”根本就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只能是宗教性宣传，是大话空话。

　　“主义”不只是为了“号召党徒”，胡适在《三论问题与主义》中进一步论证，主义抽象得越神秘，反映的只是人类的愚味性，“因为愚味不明，故容易被人用几个抽象名词骗去赴汤蹈火，牵去为牛为马，为鱼为肉”。“试看现今世界上多少黑暗无人道的制度，那一件不是全靠几个抽象名词，在那里替他做护法门神的？”[49]文章最后作了总结，此“结论”胡适在其晚年口述自传中再次被强调：“所有的主义和学理应是都该研究的，但是我们应当把它们当成一种假设的观念来研究，而不应用把它们当成绝对的真理，或终极的教条。……不应该把它们当成宗教信条一样来奉行来顶礼膜拜。我们应该利用它们来做帮助我们思想的工具，而绝对不能当成绝对真理来终止我们的思考和僵化我们的智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培植我们自己有创造性的智慧，和训练我们对解决当前团体和社会里实际问题的能力，也只有这样，人类才能从含有迷信的抽象名词或学理中解放出来”。[50]胡适反对“假、大、空”，为此一直坚持呼吁：多研究些具体的问题，少谈些抽象的主义。

　　四、“问题与主义”论争的评价和再评价

　　九十年过去了，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49年“主义”已成全民信仰，但政治社会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反而是越来越多，现在执政党是倡导稳定再稳定，点滴改良繁剧的政治社会问题。对“主义”的坚持则是一刻也没有松动过，“举什么旗”容不得怀疑和商讨。但对“主义”的真假功效，由于历史实践的检验，却有了各种形式的探讨。毛泽东就大反修正主义并告诫警惕假马克思主义，并说“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然而毛是否“真懂”？在他死后也遭到质疑。邓小平就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认为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前并没有真正搞清楚。然后是“与时俱进”，提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对“主义”的反思研究从官方到民间上下都更为重视。

　　少谈些“宗教信条”式的主义，对主义不盲从，要结合中国问题的实际加以研究运用，这样的认识现在大概不会有人反对。然而长期以来，“问题与主义”之争被定性为“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争论”，[51]胡适也被说成是逆历史潮流而动，论者多强调：“原来共同高擎新文化运动大旗的战友们开始分道扬镳了”。[52]《每周评论》被封禁后，“李大钊、陈独秀向左转，胡适向右转”。[53]突出其政治意识形态取向，胡适一直作为共产党的对立面而遭受谴责。

　　但早年胡适对世界范围内已是相当吃香的社会主义其实并不拒斥，且曾“确信社会主义是新时代的世界发展趋势”。[54]在《四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曾指出唯物史观在史学上开了一个新纪元，替社会学开无数门径，替政治学说开许多生路。[55]从学术角度给予正面评论，并没有政治上的攻击。被中共列为“战犯”逃离大陆后，胡适总结了“问题与主义”论争分岐之所在，在晚年回忆录中强调：“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原无骄傲之可言；但是让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照样算不得好汉”。他为当年论争再作诠释：“简单的道理便是我曾经传播过一种治学方法，叫人不要让别人牵着鼻子走的缘故（我从未写过一篇批评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他认为“学术研究在政治上所发生的政治性的严肃意义”，[56]是中共当政后对他加以整肃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