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改造和点滴改革:问题与主义之争再认识（4）

　　然而“主义”旗帜也实在太多，持保守立场的梁启超声称：“我近来极厌闻所谓什么主义什么主义，因为无论何种主义一到中国人手里，都变成挂羊头卖狗肉的勾当”。“他们（注：指无业阶级）随时可以把最时髦的主义顶在头上，靠主义作饭碗”。“世界上学者呕尽心血发明的主义，结果做他们（注：指农会商会工会联合到的几十位墨阳乡市四民之首的“士”为代表）穿衣吃饭的工具”。[29]认为并不是所有的主义都能起到导航旗的作用，对于主义需分析辨识清楚才行。胡适认为输入学理和主义应与现实问题结合，“悬空介绍一种专家学说，如《赢余价值论》之类，除了少数专门学者之外，绝不会发生什么影响。但是我们可以在研究问题里面做点输入学理的事业，或用学理来解释问题的意义，或从学理上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用这种方法来输入学理，能使人于不知不觉之中感受学理的影响”。[30] 在现代中国，输入西方“主义”很少是出于纯理论的兴趣，更多都为“解决问题”。故胡适说：“输入学说时，应该注意那发生这种学说的时势情形”；“输入学说时应该注意‘论主’的生平事实和它所受的学术影响”；“输入学说时应该注意每种学说所已经发生的效果”。 此即为“历史的态度”。[31]先要关注现实社会问题，从而为用学理解释解决问题提供途径，以扩大学理，此即为“主义”的功效，可知，胡适对“主义”主要还是从学术角度来论说。

　　三、解决问题的方法：根本解决还是点滴改良

　　中国社会诸多问题解决的方式，是根本解决还是点滴改良？则成为论争的另一个交锋点。李大钊就明确提出：“恐怕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遇着时机，因着情形，或须取一个根本解决的方法；而在根本解决以前还须有相当的准备活动才是”。“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32]毛泽东也说：“从中国现下全般局势而论，稍有觉悟的人，应该就从如先生（指黎锦熙）所说的‘根本解决’下手”。[33]“我虽然不反对零碎解决，但我不赞成没有主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解决”。这就点出引进“主义”的目的，就是为了总体解决！毛认为“这实是进于总解决的一个紧要手段，而非和有些人所谓零碎解决实则是不痛不痒的解决相同”。[34]孙中山领导革命也期望“毕其功于一役”，快刀斩乱麻。寻求全盘总体解决是当时多数人所期望的。

　　陈独秀则主张：“改造社会是要在实际上把他的弊病一点一滴一桩一件一层一层渐渐的消灭去，不是用一个根本改造底方法，能够叫他立时消灭的”。[35]总体解决从方法上讲做不到。胡适认为：“因为要做一点一滴的改造，故有志做改造事业的人必须要时时刻刻存研究的态度，作切实的调查，下精细的考虑，提出大胆的假设，寻出实验的证明”，这是一种“随时随地解决具体问题的生活”，也是方法。“具体的问题多解决了一个，便是社会的改造进了那么多一步”。[36]胡适注重具体问题，不承认根本的解决，实验主义注重具体的事务，故不承认根本的解决，只承认“那一点一滴做到的进步，——步步有智慧的指导，步步有自动的实验，——才是真进化”。[37]认为“根本解决”“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38]欲速不达，反而会防碍“真进化”。

　　“少年中国学会”发起人王光祈于9月30日发表了《总解决与零碎解决》，提出第三种方法。他在批评杜威《政治哲学与社会哲学》讲演中主张“零碎解决”流弊的同时，直接批评了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认为“其流弊必使我们人类没有一个共同最高的理想，陷于一种极狭隘、极无味的事实上面”。王光祈提出了“总解决中的零碎解决”的思路，具体到问题与主义上，“主义便是我们的理想目的——总解决，——关于这个主义的问题，我们应该逐件解决——零碎解决”。[39]王光祈明确了主义的目的在于“总解决”，但总解决下的具体化，则是一件一件零碎问题。故“少年中国学会”注重从教育与实业下手，而非以政治运动来改造社会。王光祈总解决下的零碎解决的诉求，多少还是受到了实验主义的影响。[40]

　　研究问题与倡导主义间还存在着轻重缓急，孰先孰后的问题，即是先问题再主义，还是先主义再问题？这也是“问题与主义”论争的内容。少年中国学会另一发起人曾琦，早在1919年初就决定从社会学角度研究社会主义，“近来觉得政治学是空的，打算研究社会学、人类学，从根底上寻个究竟”。所以在7月26日致胡适信中说，“《每周评论》卅一号所登的大作，对于现在空发议论而不切实的言论家，痛下砭鞭，我是万分佩服。我常说：‘提倡社会主义，不如研究社会问题，较为有益’，也和先生的意思差不多”。[41]对胡适倡导研究社会问题表示支持，主张先着手发现、研究问题，而后再以主义做材料，解决具体问题。另有博斯棱给胡适的信提到：“不能因有所凭依任何主义就算是好的，盖无论何种学理都是死药方子，医不了活泼泼的现政治的病，须要靠着现政治的实际找出他那些毛病出来，然后方可以去‘努力’治他的病”。[42]主张研究问题是倡导主义的基础，在发现问题后，方才能找到一种合适的主义来解决问题。

　　胡适认为学理作为工具，只有遇到具体问题的时候，才会有用武之地。“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的”。主张“把一切‘主义’摆在脑背后，做参考资料，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这些半生不熟的主义，去做口头禅。‘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认为高谈主义而不研究问题是“避难就易。研究问题是极困难的事，高谈主义是极容易的事”。[43]

　　罗家伦则认为社会改造当以问题与主义并重。他说：“没有主义，对于问题便没有基本的主见，但是谈主义，而不能应用他到社会问题上去，则这种主义终归于贩卖的，舶来的，定浮而无所依附的，对于社会有什么益处呢？”[44]朱执信也认为不谈“主义”，“逐个问题没有一定的主张，那所谓自决的怎样决法，也是空洞洞的”。[45]“现在的人何尝不谈问题，不过谈的并不是研究，只是一个空谈罢了。真要研究问题，自然也研究到一个主义上来，没有可以逃得过的”。朱执信也批评空谈主义不肯力行的毛病，他说：“大家拿着重要的主义去粉饰那些无聊的议论，如果这种象征的行动也可以救济社会，那和尚念经，也可以超度死人了。照我看这种人那里是提倡主义、实行主义的人，不过自己弄一个名声，耽误了人罢了”。[46]认为将“主义”与“问题”完全对立起来是危险的，应该统一起来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