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改造和点滴改革:问题与主义之争再认识（3）

　　胡适引发的讨论，除各方学者在学术和政治上探讨，也刺激了一些知识青年关注当时中国的种种问题，提出一些切中时弊的问题来着手研究。毛泽东就很快拟定了《问题研究会章程》和首批亟待研究的“问题”，如强迫教育问题、孔子问题、经济自由问题、国际联盟问题等，共计71大类；其中的教育、女子、劳动、华工、实业、交通、财政、经济8大类又分列出81个更具体的问题，如贞操问题、国语问题、西藏问题、司法独立问题、社会主义能否实现问题等，合计有144个，[14]既有抽象性问题，也有具体问题。而胡适所说的“问题”，多指现实的具体问题，如人力车夫的生计、大总统的权限、卖淫卖官卖国问题等。都是一些范围大小不等的“事”。至于“理”即学理(思想、学术、信仰、学说)则不在他的“问题”之内。胡适把研究问题和输入学理看作“五四”新思潮中两种不同的趋势和手段。具体问题的解决，要具体地进行调查分析，“主义”不可能全部解决。然而抽象问题则多与“主义”有关，蓝公武认为：“问题的抽象性，涵盖性，很有与主义相类的地方”。[15]

　　无论是问题还是主义，牵涉面都很广。对社会主义颇有研究的戴季陶也提出，要把“中国劳动者的地位改善问题，拿来做一个民国九年的第一事业”。[16]梁启超、张东荪则通过阐释中国存在的问题，来分析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行的可能性。陈独秀也着手研究中国人口问题，于1920年4月1日发表了《马尔塞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一文。[17]胡适发起的“问题与主义”论争，引来当时知识分子对中国现存问题研究的极大兴趣，连毛泽东也没有赶时髦赴法国“勤工俭学”去追寻理想“主义”，而是回湖南“多研究些问题”。毛泽东将1919年9月在长沙所拟《问题研究会章程》寄给北大学生邓中夏，由其刊登在《北京大学日刊》第467号上，受到各方重视。

　　二、“主义”也很重要，但反对空谈

　　“主义”当然也是重要的，事实上胡适自己也曾谈过大同主义、和平主义、易卜生主义及好政府主义等，就在他作问题与主义文章时，正在大谈其实验主义。当时已自称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站出来为“主义”呼号，认为要使一个社会问题成为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须“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他们试验自己生活上满意不满意的尺度”，才有解决的希望。“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主义“都有理想与实际两方面”，[18]是衡量和发现社会问题的尺度和工具，注重主义对于问题的提出和研究具有重要的根本性作用。

　　胡适对“主义”的理解则没有那么“神圣”，在《我的歧路》一文中他解释：实验主义自然也是一种主义，但只是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细心搜求事实，大胆提出假设，在细心求实证……实验主义注重在具体的事实与问题”。[19]胡适反对“主义”的抽象空谈，特别是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与中国实际问题不合，是没有什么用处的。蓝公武也反对空谈，但认为“胡君不说应当从主义上做工夫，却教吾们去想实际解决的方法，那自然是难极了”。[20]

　　胡适认为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主张成了主义，便由具体的计划，变成一个抽象的名词。‘主义’的弱点和危险，就在这里。因为世间没有一个抽象名词能把某人某派的具体主张都包括在里面”。[21]而“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主义的危险”指“不懂‘主义’这个抽象名词所代表的具体主张，就大起恐慌”，胡适斥责“抽象的主义”是“空空荡荡，没有具体内容的全称名词”。[22]但蓝公武则与李大钊一样将理想和空谈相区别，认为：“理想乃主义的最要部分。一种主张哪个能成主义与否，也全靠这点”。并认定“世间有许多极有力量的主义，在他发生的时候，即为一种理想，并不是什么具体方法”。[23]而此后胡适表示，他“自始至终，不但不曾反对理想，并且极力恭维理想”。理想可以是“想像的”，但不是“抽象的”，理想的作用，乃是“根据于具体事实和学问的创造的想像力，并不是那些抄袭现成的抽象的口头禅的主义”。[24]

　　五四时期的“主义”大都从西方输入，当时许多人都大谈各种主义，安福系王揖唐也高谈阔论社会主义，而懒得去研究社会实际问题。为什么要输入“主义”呢？胡适将原因归结为：“中国缺乏新思想与新学术；有些人想让其深信的学说传播发展，故尽力提倡；自己不能做具体的研究功夫，觉得翻译现成的学说比较容易些；研究具体的社会问题或政治问题不容易且易遭祸，介绍学说既安全也可以种下点革命的种子；学理的输入可以帮助问题的研究”。[25]胡适把输入主义归结为中国知识人太“懒”，这似乎有些简单化。其实输入学理和宣传主义要做好同样不容易，蓝公武说：“主义好像是航海的罗盘针”，“一个主义，可以有种种的实行方法”，认为主义和方法是“目标和路径的关系”。[26]当时知识分子在探讨中国向何处去？走什么路？向西方学习，主义就是要回答这个大问题。毛泽东既重视“问题”，也重视“主义”，他把“主义”理解为“旗帜”，说人们“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问题研究者“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27]“主义”在毛泽东看来是引导人们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导航旗。激进的国民党人戴季陶更看重主义的舆论宣传和鼓动力量，“主义”是可以擎起来的大旗，高喊的口号，要对粤军将校“施以普遍的革命教育，使个个都成为‘有主义的革命者’”，“即使全军覆没了，也还留着一个‘主义’作将来革命的发动力”。[28]